水是人类的必需品，如何利用、管理和分配水资源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的课题。近代城市供水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它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技术的问题，也是商业的问题；最终在城市中如何建立和运营，则体现了城市的权力格局。西方史学界大致勾勒了近代供水体系发展的复杂过程。首先，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商品，随着工业革命发展、机器供水技术的成熟，水成为工业和资本结合的垄断商品。①其次，近代供水系统需在城市铺设水管，水管以马路网络为基础，因此逐渐被纳入现代市政管理体系之中。同时，伴随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水被确认为传染病传播媒介，国家及政府等公共权力对水的控制和管理进一步加强，谁有权力管理和分配水资源成为社会议题。②在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共同作用下，水成为集技术、商业、市政、医疗和公共卫生多重面向的产物。 现代供水系统传到中国，被称为“自来水”。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城市的自来水，一是放在市政体系之下，认为自来水是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一是放在公共卫生体系之下，讨论供水与医疗、卫生的关系，强调政府和国家对水的管理。④亦有学者尝试将供水系统与商业、城市权力关系和公共卫生结合，更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城市接受自来水系统的过程。⑤在自来水之外，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城市整体的用水方式，包括用水环境、供水行业和用水观念的变化。⑥这些研究都为讨论城市供水的转变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不过，研究近代城市用水的转变，大多讨论的是自来水建立在市政及公共卫生方面的意义。然而1949年之前，真正建立自来水的城市并不多，反思自来水为何在大部分城市无法建立，或者建立之后运作不顺利，也是研究城市用水值得探讨的问题。自来水作为与工业、商业、市政、卫生和民生相关的现代化产物，其创办过程折射出不同势力对城市格局和市政管理的不同理解。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城对自来水的讨论为研究对象，考察苏州城市近代化的探索和困境。苏州作为明清时期城市的代表，在近代化进程中虽有转变却困难重重⑦，其中包括无法建立一套全城供水的自来水系统。苏州从1926年首次有人提出创办自来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0余年间关于全城供水系统有诸多讨论，但创办统一供水的计划屡试屡败。本文通过梳理数次讨论，勾勒出苏城不同势力对自来水的不同理解，探讨反对背后的原因及内在逻辑，其中资金、城市格局和统一的市政管理力量成为讨论的关键议题。在多次的提议中，苏州社会在创办自来水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这不仅体现了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纠葛，也反映出南京政府与苏州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 一、苏城用水选择：从河水、井水到自来水 在一般印象中，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且毗邻京杭大运河和长江，水道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苏州城内“三横四直”的河道系统，不仅是城市格局的基础，也是民生用水的来源。城内街道和河道相邻，家家门临深巷，户户后有河埠，取水方便。但明清时期由于太湖水系改变，苏州城内河道淤塞，官府多次疏浚河道以保持河流通畅。不过，至清中叶，河道还是萎缩了2/3，严重影响交通和日常用水，苏城用水问题开始显现。⑧ 明清时期，苏州是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全国性城市。⑨城市规模不断增长，城内大量人口从事丝织业、棉布业以及相关加工业，有学者估计清代苏州城市人口在50万人左右。⑩也有学者认为，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苏州城人口达70万人，是仅次北京的第二大城市。(11)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染色业影响河道清洁，乾隆二年(1737)便有染料污染河水、影响饮水的碑刻记录，官府因此下令将染坊从商铺林立的山塘街迁往城市下游的娄门地区。(12) 至19世纪中叶，由于河道淤塞、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的影响，城内河水不堪饮用，苏城开始转向使用井水或往城外宽阔河流取水。余新忠认为不能夸大清代水质污染状况(13)，但此时期苏州城用水习惯确有明显改变，不过原因在于清洁问题抑或取水不便仍有待讨论。用水方式改变在于原本河水优于井水的饮水观念发生变化。(14)咸丰年间苏城兴起凿井之风，一些地方人士提倡使用加入明矾净化的井水代替河水。(15)另外，更多人选择到城外源自太湖的胥江取水，但居于城中的居民往城外取水不便，这直接催生出以水为商品的水灶业。苏州水灶业在道光年间便已出现(16)，该业售卖加热至沸腾的熟水，并宣称使用船只前往胥江取水，清洁且方便。(17)水灶热水逐渐成为苏州城居民日常饮水的主要来源。 至19世纪末，新的凿井技术传入中国，自流井开始在不同城市出现。(18)1906年东吴大学开凿了苏州最早的自流井，随后大学校务长兼博习医院院长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公开向社会筹款兴建水塔和水管，以供应学校和医院内的清洁用水，工程最终于1908年完成。(19)同年，苏州巡警道仿效东吴大学，计划在城内开凿14座自流井，但由于经费不足，只能改为开凿传统浅水井。(20)至1920年代，苏州城内陆续出现私人所有的自流井。 由上可见，河水、井水、水灶各适其式，成为近代苏城居民的用水选择。而在同一时期，苏州城市格局和工业出现转变和发展，亦对用水有所影响。首先，太平天国运动对苏州影响甚巨，战争给城市带来毁灭性破坏，人口锐减。(21)战争结束后，苏州重建，却难以恢复至明清鼎盛时期的繁华。(22)但苏州并非毫无现代化发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苏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出现了第一条新式马路，至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马路亦延长至火车站。(23)与此同时，苏州开办了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24)，至1920年代，大马路一带出现各式工业企业，包括电气厂、鸿生火柴厂、电话公司等，用水量较大的工厂如汽水厂则紧靠胥江。在众多工厂中，对用水造成困扰的是位于枫桥附近的华盛纸版厂，该厂于1920年由华侨商人出资创办，利用稻草和石灰造纸并销往国外。但开业一年即遭到当地居民投诉其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河流影响日常用水，最终须由商会出面调停。(25)另外，苏州作为丝织业中心，与之相关的漂染工业亦对水质有所影响，政府为此制定法规，勒令城内的漂染厂须设法处理排放物或将污染物运往城外，并希望漂染厂迁至城外。(26)不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城用水讨论中，工业污染问题鲜少被提及，对时人而言并非关键议题。正是由于苏州马路和工业在此时期均有所发展，城市规模亦逐渐恢复，根据1930年代第一次普查性质的人口调查，苏州城区人口达291347人。(27)此时，新的现代供水方式——自来水开始受到苏州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