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卓越计划”行动路径与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0)03-0047-09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框架构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中最具战略意义的要素——科技、知识、人才等都与高等教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高等教育竞争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组织与互动方式发生深层革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处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开展‘世界一流大学运动’重组本国高等教育系统”[1]，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竞争力。据统计，截至2015年已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明确出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或计划[2]，如法国“卓越大学计划”(Initiatives d'Excellence)、日本“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 for 21st Century)、印度“卓越潜力大学计划”(Universities with Potential for Excellence)等。目前，世界高等教育有两大体系：一是盎格鲁—北美体系，强调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逻辑起主导作用；二是欧洲大陆体系，强调政府控制、国家需求，政治逻辑起主导作用[3]。“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注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德国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德国大学曾在19世纪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巅峰。[4]二战后，德国高等教育竞争力逐渐弱化，甚至没有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为扭转这一窘境，重新抢占全球高等教育制高点，2005年德国政府启动“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为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政府于2015年实施“双一流”建设，力求克服“211工程”“985工程”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的弊端。

       1990年美国学者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又称“钻石模型”(Diamond Model)，用于解释“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在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5]64，也为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要建立竞争优势必须善于运用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和结构以及同业竞争)和两个辅助要素(机会、政府)，机会可遇不可求，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可漠视，六项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动态的、双向强化的“钻石模型”[5]65-115(见图1)。鉴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准公共性等特征，政府必须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适度引导和扶持。从本质上看，德国“卓越计划”和中国“双一流”建设都是政府主导的旨在培育本国高等教育竞争优势的国家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其最终落脚点为受资助高校。因此，笔者引入“钻石模型”时，借鉴斯代芬(John Stopford)等人的观点，增加政府为“钻石模型”的第五个关键要素[6]。政府的重要性往往表现为政策对钻石体系的影响。本研究将政策视为影响因素，将“钻石模型”中其他四个关键要素视为控制因素，在对“卓越计划”的出台背景、行动路径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审视“卓越计划”对受资助高校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性支持机构、发展战略和内部结构以及竞争对手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助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力。

      

       图1 波特的“钻石模型”[5]114

       二、德国“卓越计划”的出台背景

       (一)德国高等教育整体式微

       根据汤浅定律，16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大约80年发生一次转移，至今已沿着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顺序，发生过四次转移。[7]35大学发展水平与科技发达程度休戚相关，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伴随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而转移。作为中世纪大学的策源地，意大利是世界最早的高等教育中心；到17世纪，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日益成熟，英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18世纪末，法国率先完成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巴黎综合理工学院(cole Polytechnique)、巴黎高等师范学校(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等大学享誉世界；19世纪中叶，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nitat zu Berlin)如日中天，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大学遭到毁灭打击，美国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7]。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评选为例，1901-1930年德国、美国分别有27位、5位得主，1931-2000年德国、美国分别有35位、194位得主。政治学者贝伊美(Klaus Von Beyme)曾感叹[8]：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领域像在大学的组织上一样，德国曾是世界的榜样；同样，也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像大学一样，德国如此彻底地失去了它的领导地位。

       (二)德国大学遭遇发展困境

       在教学领域，德国大学学制过长，学生毕业时往往已年近30岁，有效就业时间较短；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平均师生比严重失衡，2003年高达1∶18[9]；传统的硕—博二级学位体系与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的本—硕—博三级学位体系不兼容。在科研领域，高校研发支出相对落后。1999年德国研发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3％，低于瑞典(3.4％)、日本(2.9％)、美国(2.6％)等国[10]，且“43.8％的研发经费用于资助以马普学会、亥姆霍兹学会为代表的大型科研机构”[11]。同时，德国科研后备力量外流严重，“近1/3的年轻学者长期在美国从事科研教学活动，近3/4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大洋彼岸从事科研工作”[12]。在财政投入方面，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拨款是德国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2005年德国财政性教育拨款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平均值为6.1％；高等教育财政性教育拨款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值为2.0％[13]。在院校文化方面，德国长期崇尚均等主义原则，每类高校基本相同或相似，没有等级高低之分。这种平均主义体制难以激励大学的雄心壮志，导致德国大学缺乏额外经费来源或没有足够动力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