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此同时，大量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回乡过年，他们中夹杂着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这种突如其来的未知且不确定的风险打破了乡村原有的平静。即使是偏僻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也因人员的广泛流动、统一市场的全面覆盖、现代国家权力的深入腠理而与其他地区的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局域性的一点火星可能演化为影响全域的燎原之势。这指引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场域中国家系统性、技术性的防疫力量如何与乡村既有的社会网络互动交融，国家制定的防疫规则如何与乡村风俗情理沟通转化，使得基层防疫之网编织于全国各地。 从总体上看，疫情的防控是潜在传染源①的排查与管控、普通群众行为约束以及疑似与确诊患者救治等构成的一整套系统工程。潜在传染源若未及时发现并管控，其流动将会产生新的潜在传染源；普通群众若与潜在传染源接触也将可能成为新的潜在传染源；潜在传染源中又会出现疑似或确诊患者需被纳入医疗系统接受救治。由此可见，三者是彼此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一环紧扣一环。由于救治疑似与确诊患者主要依赖于城市医疗这一专业化的系统，专业系统与乡村社会相对脱嵌，而排查潜在的传染源和约束村民的行为是对不同类型的人群区别化对待、有针对性地管控传染源和及早发现新出现的疫病患者的关键环节，且在乡村场域中有更为丰富的展现。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置于乡村社会有针对性地排查潜在传染源和普遍性地规约村民日常行为这些社会事实之上。 乡村场域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接榫的中间地带，其疫情防控的实践恰恰深刻体现了变迁中的流动性的乡村社会与不断理性化的国家机器是如何交织互动的。因此，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视野下，我们将乡村场域中的治理分为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所谓社区性治理指的是基于乡村社会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情感与价值共同体，有其自身内在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规范。因而，社区性治理在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乡土性的乡村场域中，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来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而技术性治理正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其精神内核恰恰是国家作为技术装置的隐喻。具体而言，技术性治理是运用一套技术化的手段、以标准化与去人格化的成文法规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 本文笔者对湖南秀水镇两个村庄联防联控的实践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观察，既站在现代国家的视角观察乡村内生力量的不足，又立足于乡村社会的视角反思庞大的国家经营机器的限度，经过两者参照互比之后，最终落脚到何以将国家技术性治理的力量与乡村社区性治理的力量衔接整合这个更为实质性的问题上。 二、乡村社区性治理资源的流失 随着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大规模的中青年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乡村不再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不流动、同质性的乡土社会，人员的广泛流动使得任何乡村都无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独善其身。疫情的防控也超越了社区边界，仅凭乡村社区内部的资源已远远无法应对这一系统性的风险。 虽然人们还保留着先赋性的血缘与地缘纽带，但是流动并进入工商业生产大体系所带来的职业分途、经济分层乃至生活世界的分化，使原本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共同体逐渐走向陌生化。共同生活这一集体意识与集体情感赖以形塑的基础变得时断时续后，原有的集体记忆日益消淡，彼此共同实践与守卫的公序良俗和价值世界也日渐失去根基。以往乡村自治所凭借的道德规范、集体力量和权威体系这些内在于社区的治理资源不断流失，那么，仅凭乡村内生力量应对疫情会面临诸多困境。 （一）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起初，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的村民像往年一样陆续回到村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疫情乍起，当村民们意识到湖北回乡的村民可能成为新冠肺炎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染者，村庄瞬间被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和担忧所笼罩。然而，村庄中对这些归来的村民渐渐陌生了，湖北返乡的村民也不一定对其行踪如实相告。 秀水镇黄岗村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常年在湖北武汉生活。村干部排查到他家时，丈夫黄RL如实相告，说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于1月22日从湖北武汉自驾回乡。但是无论是村里排查还是乡镇干部通过电话核查，黄RL的妻子郑SY都说她是1月18日从湖北洪湖回来的。他们常年不在村里生活，村干部对他们并不了解。起初，镇里和村里都没有发现排查的结果有任何不合理之处。② 由此可见，随着人们离开土地，走进城市，整个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与异质性也逐渐加剧。不仅背井离乡的村民对身后的故土越发陌生和疏离，而且留守在村庄内的村民也难以对在外闯荡的人知根知底，更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感同身受。村干部只是大致知道村庄中有哪些村民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并按村民的习惯推测哪些家庭有湖北亲戚会回村过年。虽然周边的亲戚邻居比村干部要更为清楚哪家有人从湖北回乡，但是对这些人具体从湖北什么地方回乡、此前是否去过武汉、身体状态如何则知之甚少。村干部不得不直接与湖北返乡的村民互动来询问这些信息，但是一旦从湖北返乡的村民撒谎就会造成信息的失真和扭曲。 而当一个完全陌生的曾有湖北旅居史的人进入乡村，村庄对此人的发现和排查将可能十分滞后。一方面乡村不再是由完全熟悉的事物勾连而成，这种熟悉和陌生兼具的特性使村民对陌生的人和事难以产生如传统乡土社会一样强烈的关注和警惕感；另一方面，对湖北流动人员的发现又高度依赖于乡村干部对这些陌生事物的警觉，而乡村干部稍有疏忽，就极容易因流入的陌生人的隐瞒而造成信息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