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坛、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而言，2012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首位中国本土的小说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到所谓国际文学界最权威“认证机构”的加持。之后，莫言研究与评论一时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界的“显学”。在“中国知网”搜索“莫言”这一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获奖之前的2011年并向前追溯，每年与莫言相关的研究文献不超过200篇。①在2012年获奖之后，研究文献数量激增，2012年达到1073篇，2013年1431篇，2014年1160篇。此后即使热度有所下降，但与“莫言”相关的文献，也始终保持着远远高于2011年之前的数量。“莫言研究”俨然成为当代文学的关键词之一。 对此，我们或许该有所反思：莫言创作的“高产期”是2011年之前，为何此前对他的研究却相对地遭到忽视？而在他获得“诺奖”之后，为何立即如此趋之若鹜？因此，我们会发出质疑，我们评判文学优劣的“认识装置”里，占据着多少“先入为主”的成分？在此，我们并非否认“诺奖”的权威性，正如陈晓明所言：“对一个奖项固然不宜过度高估，但过分低估亦不明智。无论如何，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化给予的最高评价，特别是中国文学，它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及现代文化变革的成果……只有肯定中国文学，才能让中国人找到对当代文化的信心。”②但是，我们还是应清醒地意识到，莫言研究“热度”的形成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评奖制度与大众传媒的“共谋”而产生的效应。很多人在此仅仅看到莫言的“外在光环”，而其小说真正的美学品质，却往往被忽略和遮蔽。因此，本文试图抛开莫言文本因“外在”因素获得的“资本”，去剖析、挖掘莫言作品在审美方面的价值、意义和内在品质。探索莫言的小说何以能成为文学经典？何以能被不断地“重读”之后又不失其新意？莫言文本的审美“内核”，又何以在诸多艺术潮流的藩篱中脱颖而出？换言之，评奖制度和大众媒体的“共谋”效应与“塑造”，虽然能使一个人名震一时，但莫言之所以成为莫言，必定是以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作为“根基”。因此，探究莫言早期小说的审美内核和品质，从文学史的纵深处对他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进行美学“考古”，更能在文学的本质上凸显莫言写作的意义：他最初如何进入写作状态？如何发轫？如何出场不久就展现出小说艺术的才华或大师的气象？莫言后来的创作，与写作发生时的“审美初心”存在怎样的密切关联？他坚守了什么？扬弃了什么？ 实际上，莫言的作品获得文坛上的普遍认可，主要还是在1980年代末。尤其是他在1990年代后写作的长篇小说，更是他展现“小说大师”才华的着力点。近年来，评论家和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作品上，如《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蛙》《生死疲劳》《酒国》等。而他1980年代的作品，却相对较少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还发现，对莫言1980年代的作品，要么将其放在莫言的整个创作年代中去分析，要么仅仅研究单个因外在原因(如影视、大众传媒的影响)而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如《红高粱家族》)，却极少将其整个1980年代文学创作，做一个相对个案的、整体的、系统性的多维度的研究和评价。因此，本文还旨在重新挖掘莫言在“发轫期”那1980年代作品的意义与艺术价值。因为正是在1980年代，文学创作的“解冻”，“复苏”期的迅速到来，中国作家才迎来他们所渴望的“纯文学”的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激情才空前地迸发。这个时期，作家在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全面变革，对历史的重新介入、思考和再现，以及对人性和灵魂的深度挖掘等，将纯文学的美学诉求和精神、情感期待，推向一个新状态。虽然从“新时期”伊始，文学对当代历史和现实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一时还停留在控诉不幸、历史反思、倡导人性回归的层面，却拉开了“文学是人学”的叙事序幕，沉潜人和人的灵魂深处，成为叙述的主体和主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美学方向，进一步向文学本体回归。中国作家的审美个性，在西方话语语境和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双重影响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叙事勇气和魄力。可以说，从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无不是作家写作主体或个体，与传统、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审美“博弈”的成果。这种“审美伦理”的复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自觉成长、自我扭转的关键。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对历史、政治、人性的反思，终究是文学的反思，是文学回到本体、走向审美维度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这个反思已经渐成一种新的“传统”和惯性，许多作家至今仍然在刻意保持着自己的审美策略和写作伦理。 莫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学背景和语境下脱颖而出的，并且至今保持着文学创作的活力与激情。1981年，从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他便向读者们展现其非凡的小说创作天赋，日渐获得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同。就是这样，莫言从1980年代初登上中国文坛，此后一直勤勉专注，笔耕不辍，以巨大的写作信心、激情和天赋，走过当代中国近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在坚守中创新，在寂寞中思考，在挫折中探索、求变，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并非要将1980年代的文学环境强行“嫁接”在他的具体作品之上进行“知识社会学”评价，更无意将其1980年代的写作进行“本质化”的界定。相反，我们试图以其单部或多部具体文本作为接入点，分析、研究他在19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同时，对莫言创作“某一点”或某些“横截面”的剖析，来爬梳、整饬创作文本与时代、民族、国家之间复杂的“互文性”；考察莫言写作的变与不变，深度发掘其作品在时间之流中，是如何延展出艺术的美学力量和精神意义。最重要的是，对于莫言创作而言，我们要深刻地体察作品的“审美初心”，是如何在一个创造力迸发的年代，与时代大潮互动，又如何在这个潮流中显示出独特的写作个性，展现其汉语写作的高度和“中国精神”“中国经验”的表达，这也是我们着力探究莫言的“写作初心”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