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4-0174-00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作家们的形式意识日渐自觉，随着一批不同于此前叙述模式的小说作品的问世，批评家们直言在阅读时已“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困难”[1]。余华由现实主义写作转向现代主义写作，是这一时期小说转型的典型代表。考察余华小说的转折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作主题的变化，一是叙述模式的调整。相比较而言，研究者多关注于前者，如樊星把余华小说看作是对“‘恶’的主题”[2]的撰写，魏安娜认为余华早期的小说专注于“肉体暴力”，是对“冷酷麻木的世界”的“唤起”[3]；王德威指出余华早期的小说是一种“暴力奇观叙事”，是对“荒诞也荒凉的故事”的“诉说”[4]：倪伟也认为余华小说“表达了对暴力和死亡之美的无法遏制的渴求”[5]，由此，我们很难不将“暴力”和“死亡”作为理解余华先锋小说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研究者对于叙述模式的关注虽然较少，但也并非没有，赵毅衡在对余华小说细读的过程中，揭示了其“非语义化”[6]的特征，何鲤则分别从小说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框架中，发现了“叙事循环”[7]的叙事特征，等等。应该说，在80年代小说发生转折的历史脉络中，叙述形式上的变化是非常突出的，但我们不难发现，相较于小说的先锋主题而言，研究者对叙述模式的关注度并不高。基于此，本文拟从符指、对比以及象征三个层面，考察余华先锋小说的叙述策略，以期找出小说叙述策略与叙述目的之间的关联，从而补充余华小说叙述模式研究的不足。 一、符指：人物主体的消解与弥散 在传统的白话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往往得益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读者是在他的身临其境般的叙述中，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人物主体，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曹操，《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等。近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取消了叙述者无所不知的特权，却增强了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读者是通过人物自身而不是叙述者的转述，来认识人物主体的，如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郁达夫《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等等，都是这样。文学进入当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人们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兴趣似乎一下子高涨了起来，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越来越成为评论者热衷的话题，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高晓声《“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陆文夫《美食家》中的朱自冶，等等。 余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走上了文坛，《第一宿舍》《鸽子，鸽子》《甜甜的葡萄》《星星》《竹女》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然而，余华在接触了西方文学之后，便遇到了写作上的困惑，或许是对自己人生经历平淡的不满足，或许是对人物形象有了新的理解，抑或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作家写作的羡慕，等等，不管怎样，他在接下来的小说写作中修改了叙述策略，即不再以人物的性格塑造为目的，反而有意识地使他们产生了符指化的倾向。 这种符指化倾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物声音的减弱。《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对十八岁的“我”出门远行的回忆和讲述，全文基本上采用叙述者话语，其中虽然以直接引语的方式穿插了“我”与汽车司机以及“我”与“父亲”之间的对白，但是，对话的句子不仅短小，而且也都不属于那些能凸显人物性格的标志性话语，所以，它们不能充分体现人物的精神特征，读者尽管也能从中粗略地推测出他们的性格特点，但所推测的也仅仅是和其职业、年龄等相关的模糊轮廓而已。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作者虽然在很短的篇幅中增加了对话内容，但是，透过发生在“我”和“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以及“我”和“老态龙钟的女人”之间的对话，读者同样很难确定人物主体的性格特征。以“我”和“老态龙钟的女人”[8]之间的对话为例，“我”和这个“老态龙钟的女人”素不相识，但是她却将“我”当成她死去的儿子的朋友。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大致认为：“我”虽然与她从不相识，但是却在她悲痛之际，一直在认真地安抚她的情绪，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小说中的“我”应该是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可是，推测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测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我”的形象来，而即使如此，推测也大部分来自于叙述者话语，如，“我本来还想说自己昨天还和她儿子一起看太阳”“她尖利的哭声使我毛骨悚然”“她又用我的手去擦眼泪了，她把我的手当成手帕了。她那混浊又滚烫的泪水在我手上一塌糊涂地涂了开来”，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物话语大都使用概念化的语言，基本没有个性化的语言出现，如，“我很悲伤”“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等等，人物主体的性格很难从这些语言中准确地推测出来。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还间插有一定数量人物主体间的对白，那么，《死亡叙述》已经没有明确的对话形式，全文都是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话语之中虽然间或有直接引语的点缀，但是，人物话语的声音已经大部分被叙述者的声音所吸收，从头至尾，我们都无法给出“我”一个粗略的性格轮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