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读常新的路遥 我想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本文。这个问题就是，路遥的作品——主要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为何常读常新？这种“常读常新”首先来自个人的阅读感受，我第一次阅读路遥是在博士生阶段，后来在大学任教，几乎每学年都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堂上讲一次路遥的作品，奇怪的是，这种重复的阅读和讲解并没有让我对路遥产生厌倦。相反，每次拿起路遥的作品，还是能够感受到“纯粹阅读”的快感。我的这种感受并非孤例，而是在很多人那里得到了旁证，比如格非，他在2019年清华大学路遥国际研讨会上坦言，上世纪80年代读到路遥的时候非常感动，对里面的叙事方式也了然于胸，没想到2019年再次阅读的时候居然依然兴致盎然。路遥作品的销量一直居高不下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在众多的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反复重读”的读者。 这种常读常新说明路遥的作品不仅仅是“励志性”的，或者即便真有“励志”的成分，那也是与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①。问题在于，今天如果带着“励志”的需求去重读路遥的作品，会发现一无所获。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田晓霞会爱上孙少平吗？孙少安式的创业神话也早就被“穿越”神话所代替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重读路遥，已经不全然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不管是现实的励志需要还是现实的政治需要。不可否认，有一种政治正确的阅读出现在路遥身上，但这种追捧式的阅读和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拒绝阅读路遥一样，都是其时代的“政治正确”，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现实需要之外，我们发现了阅读路遥更是一种精神性的需要。这让我们想起竹内好当年对鲁迅、赵树理等中国作家的理解，竹内好说日本青年人之所以选择赵树理，恰好是赵树理提供了其他“人民作家”没有提供的东西，因此满足了日本青年的精神需要②。很显然，路遥提供的精神性超越了故事或者情节——这恰好是励志文学所最看重的东西。路遥的作品在人物、故事和细节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普遍的美学——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这一普遍的美学，正是它常读常新的根本原因。我将主要以《人生》为原点，分析这一美学在作品中具体的形态为何，又根源于何处。如此，方能解释路遥经典性的必然。 二、“高加林”的构成谱系 路遥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典型。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高加林的形象通过小说和银幕的传播，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当代文学中最经典的“典型人物”之一 ——虽然《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也很成功，但是与高加林比较起来，还是稍微单薄了一些。论者也早就注意到，孙少平和孙少安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加林的化身： 从历史的大背景分析这三个青年形象，孙氏兄弟无疑是高加林的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加林的个性和灵魂自身矛盾进行调整和融合孕育分娩而出的新形象。③ 需要注意的是，自1985年以后，因为文学场域的变化，当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日渐稀少，作家以现代主义为美学鹄的者不再致力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如莫言、余华等；即使在稍微传统一些的作家那里，比如贾平凹和陈忠实，他们笔下最著名的两个人物庄之蝶和白嘉轩，也因为观念的痕迹过重而缺乏高加林的那种丰满性。在这个意义上，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携带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实际上，《人生》的阅读史，也就是一部对高加林这个人物的阅读史，而对路遥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高加林构成了一个人物原点④。 要探究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的秘密，就有必要对其“构成法”进行细致的处理，也就是说，在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资源参与进来，最终合成了独特的“这一个”。我们首先会注意到高加林农村知识青年的身份形象，实际上，《人生》甫一发表，评论者就注意到了高加林作为一个农村“新青年”的鲜明特点： 小说创造了高加林“这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加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又从来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但又渴望着离开这贫瘠落后的地方，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⑤ 塑造新人——尤其是塑造新农民形象，一直是自“延安讲话”以后当代文学的核心课题。赵树理的小二黑、柳青的梁生宝，被认为是这一形象的代表。评论者在将高加林定义为“新人”的同时，也发现了微妙的区别，路遥虽然借鉴了柳青等人的文学资源，但也发生了明显的位移： 路遥的这种形象塑造范型其实在诠释原则上等同于“十七年时期”非常繁盛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宏大主题、英雄形象、苦难环境、崇高品格几可合辙……路遥的《人生》具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与个人复仇主义情节，审美品格上也自始至终流淌着一种崇高的气息。唯一不同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宣泄的是在苦难中搏斗的豪迈性，而路遥挥抒的正是在苦难中搏斗的悲怆性。⑥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区别，批评家们表达了其困惑：“高加林属于一代新人……在他身上，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但总起来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⑦“高加林不能算是新时期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因为他还没有确定革命的人生观，还徘徊在人生的岔道口。但是，如果把高加林看成是某种具有新人素质的新时期的农村青年形象，也许并不过分，因为在高加林身上具有一些恰恰是旧式的中国农民所缺少的品格。”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