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学科研究的重心大致经历了由“中国现代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过程。这也同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活力由盛而衰，被逐步简化和压抑的过程。 在1980年代，和整个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相适应，标举“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更多关注，这表现在耳熟能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研究潮流当中。在这些旨在论述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潮流中，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源头性的地位，而中国当代文学则是衍生性的，是前者或窄化或扭曲的延伸。甚至可以说，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正是通过对此前历史阶段中的当代文学加以否定来彰显自身的。不消说，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盛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对于此前日益板结的“从旧民主主义文学到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这种直线进化式的文学论述进行了积极的拆解和抵抗。在这当中，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五四运动和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尤其受到重视，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对于整个思想界，现代文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和鲁迅研究都扮演了辟路的角色。但是，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观高度受制于一种抽象化的启蒙观念。这种启蒙观念将自身抽离甚至对立于20世纪中国的具体历史脉动、对立于作为20世纪中国基本历史课题的“救亡”与“革命”，而立足于所谓“普遍人性”或者“深度主体”的建立。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萨特的人道主义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这种观念相对应，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将自身纳入具有所谓普遍性的“世界文学”潮流，并将改造民族灵魂和建立人的主体性，乃至更泛化的“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的主题。原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容被极大简化，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被从和政党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五四运动时期上推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至更早的晚清时期；对于鲁迅的研究则从原先被认为更成熟的杂文时期转至写作《呐喊》《彷徨》《野草》的前期乃至留日时期。概括来说，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内含一种“追寻更早的源头”的执念，认为在那里有更深刻的而且没有历史和政治负担的创造性。 以上描述的研究倾向此后仍在延续，但从大概1990年代中期开始，一方面是作为1980年代文学观之重要依托的“现代化”史观开始遭到质疑，对“现代化”的信仰一转而成对“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学术界自身研究的相互推动和催生，原先被视为现代历史之例外状态的“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得到重视。这里既有海外学者如“再解读”潮流无心插柳的刺激，也有国内长期在当代文学领域耕耘的学者的努力。在1990年代，对于19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外部反思的结构中展开的，即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被重新发现，但研究者或致力于反思这段历史中包含的压抑机制，或将部分作品从具体历史中抽离，然后和外来理论进行对接。尽管如此，当代文学包括其生产机制问题毕竟在上述研究中被正面提出了，这启发了21世纪以来的研究者有可能以一种内部性的视野来把握当代文学，或在知识层面获取对同时代历史更丰富的认知，或在价值层面进一步激活这段历史中包含的政治与价值理念。当代文学的这种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在另一方面，1950-70年代文学研究的活跃又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的凝固性和化约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和现代文学研究曾通过对当代文学进行否定而实现再生产类似，尤其是21世纪以来部分具有较为明确价值导向的当代文学研究也是通过对“现代文学”的否定来彰显自身的，但是它们所否定的“现代文学”毋宁说正是1980年代所塑造的那个以“启蒙主义”作为标志的“现代文学”。比如以“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进行对垒，或者以“政治”与“文学”进行对垒，这种对垒一方面是排斥了“现代文学”，一方面又是对1980年代那种特定的“现代文学”观的固化。其次，特别是受到晚近以来“民族复兴”叙事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被视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某种完成形态，在历史逻辑上代表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1950-70年代的历史状况及其文学也往往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看成是比此前的现代时期和现代文学包含更丰富意义、凝结更深刻问题的历史存在。这种目的论的解释逻辑加剧了对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的化约性理解。实际上，对现代文学的化约性理解反过来也会带来对当代文学的简化。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具贯通性的历史视野，来结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长期内战的格局。 当然，指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心存在从“中国现代文学”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并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的意义上萎缩了，相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毋宁说是更扎实，更具有学术的成熟度了。这特别体现在其“历史化”的发展方向，即尽量剥离以前的各种意识形态预设，将现代文学视为一个稳定、客观的研究对象，从作家资料考证、遗稿搜集、年谱编纂、各种历史元素的打捞、各种具体制度和环境的还原等角度来编织现代文学所从出的历史空间。这甚至吸引了当代文学研究界也从这种趋势中取法，在世作家的传记书写和年谱编纂这些年也纷纷成为学术热点。所有这些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地位的夯实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就如一句熟语所说的那样：“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要成为历史，要被发现，就一定要和“当代”即当下的关切发生联系。这并不是所谓观念先行，而是说“历史”如果不满足于一般编年史的层次，而试图具有思想活力，成为活的即真正的历史，就一定有其对当下的指向，甚至是对未来的指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历史化是重要的，没有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历史和当下之差异性的发现，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下。仅仅以当下的关切为出发点元素式地从历史中捞取合用的材料，不仅遮蔽了历史，也同样遮蔽了当下。从而，历史化的目的不是将历史推开，将之客观化，而是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它，体验它，从而更加靠近它。在一个极致的意义上，历史就是当下，当下也就是历史，历史和当代应是贯通的。将历史与当下截然区分，是线性时间观深度制约的结果。就此说，历史化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化只是工作的开始，而非结束。我们总要面对“历史化之后”的难题，也就总是要触及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当下的意义这个问题。历史是不能实证化地来把握的。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推动“民国”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研究，这是新的学术努力，但是，所谓“民国”也不是如一般认为的是一个在清朝之后实证性存在的自然之物，它无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无需质疑的起点，而只能是在不断的阐释中，包括通过对同时期的文学活动的阐释来加以把握的东西。“民国”不是自然之物，“民国文学”也不是自然之物，如果是，那也只能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稀薄的抽象”，不能阐释任何历史问题。更何况，现在的多数“民国文学”研究延续的正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所设定的历史认知框架。不去追问前提的话，那么就貌似是在深入历史，但其实仍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预设中轮替。以上检讨并无意否定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上的努力，史料和文献无疑是任何扎实学术研究的起点。而且，近几年来，通过对多语种资料的考察，在较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中来把握现代文学中的具体作家作品，正逐步突破以往单向的“影响研究”思路，将中国现代文学拓展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去。比如王中忱、赵京华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特别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