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越境之旅

       一、“果戈理”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本论所述“狂人的越境之旅”，是指周树人在留学时期与“狂人”相遇到他创作《狂人日记》从而成为“鲁迅”的精神历程的某一侧面。由既刊拙文可知，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有一条由“狂人”言说所构成的“狂人精神史”相伴随①。本论试在此前提下，就业已提出并有过初步探讨的“文艺创作和评论中的‘狂人’”②问题做进一步的发掘和展开，以揭示文艺中的“狂人”对周树人文艺观、审美取向和文艺实践活动的影响，从而呈现一条文艺机制上的通往《狂人日记》的精神轨迹。

       对于鲁迅《狂人日记》的探讨来说，“果戈理”仿佛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既明示着两篇同名作品的关联，又不足以用来说明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说他的《狂人日记》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但“这激动”，是由于人们对外国文学不了解——“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因此他在“欧洲大陆文学”这一线索下，提到了自己的创作与1834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1883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关联③。但他也同时提示了与果戈理和尼采的区别，即“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④。强调“区别”是其中的重点所在。

       周作人作为身边重要关系人，也早就指出果戈理“发花呆”的主人公与鲁迅的迫害狂的“狂人”形象乃至主题的不同⑤；竹内实曾认真比较过二叶亭四迷日译《狂人日记》与鲁迅文本，发现了两者极大的不同，甚至在“形似”或“构成上一致”之处，也有微妙的不同⑥；而捷克学者马里安·高利克(Marin Glik，1933-)在30年前甚至断言“鲁迅的说法和一些学者的努力都未能成功地让我们相信，除了那个标题，果戈理还给了鲁迅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主人公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常不同的”⑦——这种说法虽未免有些极端，但也和两者对照阅读之后的实际感受相符。尽管如此，如果借用某篇文章里的说法，那么就是，虽然“不能把鲁迅的创作发生限定在与果戈理或中俄之间的某一条线索”，但“比较、对照性分析”这两篇“同题小说”，仍是现在大多数论文“无法回避的思路”⑧。不过，对于探索鲁迅《狂人日记》的成因而言，这一思路的有效性却早已引起怀疑，于是，寻找与鲁迅的“狂人”精神相通的人物也就成了自然选项，而继果戈理、尼采之后，又有了对安特莱夫、迦尔洵乃至更多作家作品与《狂人日记》关系的探讨⑨。这些探讨对于走出已经定型化了的“无法回避的思路”，无疑具有开放性意义。但同时又由于它们大多是“平行比较”作业的产物，故而与彼时的周树人无论在事实关系上还是在文本层面，都有很大的距离。即，都没能回答周树人在他当时所处的现场目睹并面对的是怎样的“狂人”。

       1966年9月，北京鲁迅博物馆意外获得了“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剪报册”⑩，后来命名为《小说译丛》(11)。《小说译丛》剪贴有三篇果戈理作品，包括《狂人日记》(12)。可以说，这是彼时的周树人与“果戈理”以及“狂人”相遇的确凿证据，也是他与果戈理终生结缘的开始——晚年译《死魂灵》并自费出版《死魂灵百图》(13)，当然是后话，却是他早年与果戈理相遇的一个决算。整个明治时代，果戈理被日译的作品并不多。自明治二十六(1893)年到四十四(1911)年，18年间只有17篇(14)。周树人在1906年5月到1907年5月一年内，集中收藏了三篇，不能不说对果戈理倾注了很大的关注。那么，他关于果戈理的知识来自哪里？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使他注意到果戈理？

       二、关于“果戈理”的介绍与评论

       除了作品之外，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关于果戈理的评论。果戈理在日本的最早翻译，是上田敏译自英文，发表在明治二十六(1893)年一月《第一高等中学校校友会杂志》上的《乌克兰五月之夜》(15)。同年有人在评论“非凡非常之俄罗斯文学”时，重点在评普希金，却借了“诗伯果戈理”的话：“普希金乃非凡非常之显象也”(16)。明治二十九(1896)年十一月，西海枝静首次详细介绍了“俄国文豪果戈理的杰作《检阅官》(笔者按，即《钦差大臣》)”以及他拜谒果戈理墓地的情形(17)。一年以后他又详细介绍了果戈理的《死人》(笔者按，即《死魂灵》)及其文学特征，即“暴露不惮直言”，“嘲笑手腕高超”，“令读者在捧腹失笑之余”，产生对篇中人物的思考(18)。除此之外，关于果戈理的评论并不多见。例如，在上田敏翻译果戈理的同时，桑原谦藏也发表题为《俄罗斯最近文学之评论》的长文，旨在介绍“近五十年俄罗斯出现的小说和文学者”，在《早稻田文学》上连载五期，却并没提到果戈理的名字(19)。

       直到升曙梦登场情形才为之一变。升曙梦被史家评为日本“明治三十八九年以后，在俄罗斯文学勃兴期登场的”翻译家(20)。不过，如果从评论介绍的角度看，他的登场或许要更早一些。这是因为他在明治三十七(1904)年六月就已经出版了《俄国文豪果戈理》一书。这是日本第一本关于果戈理的专著，也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全书对果戈理的生平、创作和思想以及社会环境都做了全面介绍。尤其是四、五、六、七、十一章专门介绍果戈理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涉及了果戈理的主要作品，也提供了许多后来被经常引述的与果戈理的创作相关的素材，如《检察官》上演引起了公众不满，而皇帝下令予以庇护等。顺附一句，很多年以后，鲁迅在做《暴君的臣民》时，还记得果戈理的例子：“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21)升曙梦的果戈理评传，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只言片语和个别篇目的介绍，而有着压倒性的充实内容。尤其在果戈理的作品只有5篇被译成日文的时代(22)，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