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20)05-0018-07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不仅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被讨论，而且联系着文学理想的诉求，是一种“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文学现代性方案的选择与设计。现实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引进，最初称作“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这代表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文学历史进化论观念，认为中国文学也将如同欧洲文学那样，会从“古典主义”发展到“理想主义”，进而再到“写实主义”。《文学革命论》主张“写实文学”反对“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文学，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使命，都体现出一种新的创作态度与文学精神，即精英意识、启蒙精神与人道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现实主义中国化是参照西方而展开，其蓝本主要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兴起，是又一次的先锋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十月革命胜利敞开了社会主义世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潮涌，中国的现实主义进入新阶段。在此过程中，“现实主义”的称谓取代“写实主义”流行开来。基于新的社会理想，以及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决定文学发展的观念认识，在很多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那里，批判现实主义已经不再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代之而起的是一批强调阶级性、革命性的新旗号，诸如“普罗写实主义”“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等。 在革命话语、阶级理论植入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周扬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贡献。1933年11月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引进中国，表现出将两者相统一起来的自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时代将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要求作家描写真实，必然包含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将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精神注入到现实主义中。周扬既否定了五四文学以个人为本位，侧重自我写真、带有感伤抒情性的浪漫，也取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传统。1934年11月和1935年1月又发表了《现实的与浪漫的》和《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强调“进步的浪漫主义……具有充实现实，照耀现实的作用的”[1]132-133。胡风则标举“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2]319。在现实主义的实现方式上，注重创造主体对现实的搏斗、突入、扩张和体验，这是一种主客观化合的“相生相克的斗争”的过程，不仅“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扩大、纠正)主体”[3]66。关于现实主义的表现对象，他提出了“到处都有生活”的主张，“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3]237。具体到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则有其著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并强调：“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3]21 胡风的现实主义更多接受着鲁迅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启蒙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批判立场。胡风与周扬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分歧，映现出左翼文学阵营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世界性想象与资源选择。 值得提出的是，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的生成也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存和斗争经验密不可分。胡风怀抱着对光明的信念而身处黑暗，在严酷中所可以依赖的更多是个人的主体意志和信念，这或许是他特别重视和强调主体性、主观精神的一个非常内在的原因。他在文艺理论阐述中常常用到的那些醒目的词汇，诸如“相生相克”“呕心镂骨”“受难”“搏斗”“纠合”“燃烧”“沸腾”“紧张”等等，让人联想到胡风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存境遇。他关于“本质”的感受或许是相对间接的，而体验到的恰恰是更多更驳杂的“非本质”现象。但无论怎样，他又都是在斗争着、战斗着，哪怕是在“受难”地煎熬中。“到处都有生活”不仅是文艺的理论认识，更是非常深切的生命体验。 在一定意义上，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是他在个体生命体验的现实中所熔铸出来的“主义”，尽管这种“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批判，胡风却始终难以改变自己的立场。这既成就胡风的理论个性，也注定他难以避免的厄运。 建设一种全新的、与社会主义时代相适应并且体现了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运动的根本指向。这一宏大文化理想，是基于五四以来形成的对近代以来世界文学发展历史的认知。其中虽然也认为西方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的发展过程，但与五四时期人们普遍以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为蓝本不同，后来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左翼文学运动，尤其是当它成为一种体制化存在时候，则在主张现实主义的同时，更加激进地希望构建一种比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更加先进和高级的现实主义形态。这种新现实主义的想象，也是在与“新浪漫主义”(即所谓现代主义)的参照中展开的。在当代的理解中，“新浪漫主义”是“非理性”的“颓废文艺”，是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走到末路、行将崩溃的文化表征；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充满了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是理想与现实的完美融合，它代表着也在实践中引领着人类进步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无论是超越历史上“旧现实主义”，还是照亮当代世界，关乎文学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以及文学介入革命斗争的功能作用的重大问题。茅盾明确地提出：“反现实主义……共同点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歪曲现实，模糊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说来，它们实在起了剥削阶级的帮闲的作用。”[4]15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