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们是认可的。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们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们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1989年底王瑶先生去世，第二年出版的《王瑶先生纪念集》中，老同学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称，抗战结束回到北京，“在清华西院，他对我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①。当初读到这一段，我心头一震，被前辈追求“立言”之崇高志向所震慑。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刘绍铭撰《名世与传世》，有这么一段：“夏志清先生去世后，夏太太王洞给我电邮说，先生在医院等候医生处方时，王德威来看他。先生对德威说：‘我不怕死，因为我已经不朽。’这句话有点不合礼数，但在熟知他中英文著作的学生和朋友听来，他并没有夸大。他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中的确会名垂不朽。”②我关心的不是学术判断，而是说话人的口气，这话很能显示夏志清的得意与自信。故事还是当事人讲述更精彩，2017年10月19日王德威在京参加《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夏氏兄弟书信中的家国情事》主题活动，其发言稿《王德威：夏志清看起来那么欢乐，其实非常压抑和寂寞》见2017年10月26日“凤凰网·凤凰文化”，敬请参阅。 夏志清(1921—2013)之所以认定自己将名垂不朽，其自信主要来自《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这部大书。 一、大传统与新批评 《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是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几乎是独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该书英文版1961年、197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1999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推出有王德威导读的第三版。刘绍铭主持的中译本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刊行，而后有台湾及大陆多个版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友联版基础上，增收王德威为英文第三版撰写的导论《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2015年重新排版并全面订正，增收若干纪念文章，成了目前最完整且最权威的中译本。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陆学者，大都阅读过或收藏有此书的英文版或中译本，我最早读的是199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商议在大陆出版此书。因书中有好些不合时空的言论，出版社希望删节，而夏志清不同意，只好搁置。过了若干年，夏先生很得意地告诉我，你不是说不删节没办法出版吗，人家陈子善就有办法，你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还印得挺好的。那已经是2005年了，可我还是不太相信，说你仔细看看。果然，不久他就告诉我，人家直接删，根本没跟他商量。这就是北京人与上海人的差异——北大君子，觉得若删节须征求作者同意，那样，事情就办不成了；复旦精明，先斩后奏，料准作者虽一时不高兴，很快就会过去的。现在此书又有了2014年广西师大版，2016年浙江人民版，应该都有删节。所以我才会说，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版是最完整的本子。 考虑到夏志清此书名声很大，同学们大都阅读过，近年学界也有不少推介、评述乃至批判，我们不必从头讲起，可以跳着说。此书功绩很明显，发掘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等；缺陷也很突出，那就是歧视左翼作家——虽表扬了张天翼、吴组缃，但取其不怎么左翼的部分。对鲁迅则只承认其早期创作，离开北京以后的，都不看好。夏志清从未隐讳自己的立场，只不过认为这并不影响自己的文学趣味与学术判断，也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之“结论”所标榜的：“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③学者著述(尤其是文学史写作)很难摆脱外在的政治因素干扰，所谓保持纯粹的审美判断，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号。不过，王德威说得没错，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大阵营截然对立，海峡两岸文坛/学界彻底政治化，相对而言，“夏是少数不为表面政治口号所动，专心文脉考察的评者之一”④。这里不谈夏著中若干今天看来明显的偏见或刺眼的谩骂，而是追问此书初版序言所提出的目标——“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是否真的达成。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深受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两大批评重镇李维斯(F.R.Leavis)的理论及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的影响，这点人所共知；在《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王德威做了进一步拓展：“夏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Frederick A Pottle)及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著名教授；布鲁克斯无疑是新批评的大将之一。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夏志清在批评方法学上的谱系还可以加以延伸，包括20世纪中叶前后的名家，如艾略特(T.S.Eliot)、屈林(Lionel Trilling)、拉甫(Philip Rahv)、豪尔(Irving Howe)、泰特(Allen Tate)，以及史坦纳(George Steiner)。”⑤上述这些，既有文论史的背景，也有夏志清自述可以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