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0)04-0133-22 一、导言 大众媒体报道中的当代韩国政治似乎充满了戏剧性。“韩国总统无一善终”就是一般人对韩国政治所做的朴素描述。韩国政治乱象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韩国政治关注度的增加，陆续出现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①不过，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或着力于整体性的介绍和描述，或集中于对特定事件、特定问题或深层结构之特定方面的分析，尚缺乏对韩国政治的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的系统剖析。此文正是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尝试对相关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相对系统的、力求深入的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三种时段与三个层次的分析路径。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初步提出，后又在发表于1958年的著名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明确提出，社会时间具有多样性，可以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时段，与其相对应的则分别是“结构”(structure)、“(复杂)局势”(conjuncture)和“事件”(event)三个层次。②借用一位学者的精确总结，“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③对于此文目的而言，布罗代尔提出的三个层次中的前两个，即“结构”和“局势”，可以成为相当有用的分析工具。因为，虽然就韩国政治的众多“事件”而言，每个“事件”其实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这显然超出了此文所能涵盖的范围。而此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韩国政治现象(即各种“事件”)背后那些长期性的、较为稳定的深层结构。这也是此研究在分析框架上的独特之处。 根据韩国现代史的基本轨迹，再结合韩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布罗代尔对结构、局势和事件的区分，可以约略指出制约和影响韩国政治的若干结构与局势。在结构层面上，从“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这一标准来看，韩国面临双重分裂结构的制约，第一重是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第二重是韩国国内的分裂，后者又包括地域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等多个维度的对立。在局势层面上，从“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这一描述来说，韩国则至少面临两种“体制”的制约，即政治上的“(19)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19)97年体制”。不过，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这些结构和局势因素，并未囊括制约韩国政治的所有因素，比如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大趋势也对韩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但它们并非韩国特有，所以此文暂未放进考察范围。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前面罗列出的结构和局势因素就已经包括了韩国特有的全部因素。 下文首先将对这些结构和局势因素进行逐一探讨。然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参照社会科学中的“结构—行为体”辩证法，分析在前述“结构”和“局势”下，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之行为体的韩国政治领导人与由“结构”和“局势”构成的外在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简单展望韩国这种“结构”和“局势”在未来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二、制约当代韩国政治的“结构”和“局势” (一)“结构”：双重分裂结构 1.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 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分裂，其后又受到冷战时期阵营对立的影响而不断强化。南北双方采取不同的社会理念和制度，长期进行着此消彼长的“体制竞争”。朝鲜半岛上的这种分裂结构，就像“原罪”一样，对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过去几十年的韩国政治“与朝鲜政治密切相关，宛如同处一个棋局里，彼此制约、相互影响”。④韩国学者白乐晴甚至把紧密关联着的南北双方视为一个整体，将其称为“分断体制(Division System)”，认为南北双方的统治势力之间是一种“敌对性的共生关系”，而在这种“分断体制”下，南北双方社会内部几乎不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变化。⑤尽管“分断体制”论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但它也充分体现出了南北双方互相影响的程度之深。 在冷战时期，朝鲜半岛上的这种分裂和对立态势，从结构上极大地加深了韩国在安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除此之外，它对韩国政治产生的影响至少还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南北双方的对立极大地限制了韩国社会内部所可能存在的思想谱系的范围，具体来说，就是限制了左翼思想的生存和发展。事实上，在朝鲜半岛光复之初，南方的社会氛围曾一度整体偏左。比如，根据美国军政府在1946年7月实施的一项调查，当时三八线以南的南方社会多达70％以上的人更偏向社会主义。⑥作为对这种社会氛围的忠实反映，韩国的第一部宪法，即南方为成立单独政府而于1948年7月17日通过的《制宪宪法》，在第6章“经济”部分很自然地规定了自然资源的国有化，交通、运输、通信、金融、保险、电力、水利、天然气以及其他具有公共性的重要领域的国营或公营，国家对对外贸易的管控、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等等。⑦但在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政治氛围大幅右转。此后整个冷战时期，“反共”都是韩国的最高国家目标，在经济上也逐渐采取以大企业尤其是财阀企业为重心的增长策略，在贷款和产业规划等各方面都大力予以倾斜和支持。这“造成了保守势力事实上的政治独裁和‘保守大联合’现象。持保守倾向的朝野党派不仅阻碍了左翼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同时也否定了社会利益集团的结社自由，扼杀了革新人士进入主流政治舞台的可能性”。⑧甚至在今天，从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国家保安法》仍极大地限制着秉持劳工立场的左翼力量的活动和发展，共产党仍然是韩国社会的禁忌话题。这可以从卢武铉总统2003年6月访日时对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所说的话里略窥一二：“韩国只有在也(像日本一样)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时，才能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⑨这种情况导致了韩国政治中右翼“独走”的现象，左翼对右翼难以形成有效牵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可用的政策选项受到较大限制，尤其是对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进行有力的制衡，使韩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的趋势难以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