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20)09-0101-22 一、引言 成立50多年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发展成为与欧洲联盟(欧盟)并驾齐驱但却有着深刻差异的地区组织典范。近十多年来，欧盟的一体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迁延多年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退欧给欧盟的团结与凝聚力带来沉重打击，欧盟一体化模式备受质疑。而曾被当作欧洲一体化“亚洲翻版”的东盟却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2015年年底，东盟共同体正式宣布成立，同年召开的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东盟共同体建设跨入新阶段。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将东盟的成功称为“东盟奇迹”，认为东盟为地区带来的是长久的和平和可见的繁荣，是“有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①两大区域合作模式近年来的发展境遇形成了强烈对比，东盟不同寻常的安全实践再次吸引了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关注。 但东盟构建的“有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仍然是一个没能得到充分解释的“奇迹”：东盟是如何建构起一个维持长期和平的地区安全生态系统的？其弹性和灵活性安全行为背后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冷战结束至今，关于东盟地区安全机制及其作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近30年来，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东盟安全实践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东盟是否建成“安全共同体”。②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在自助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生存是国家的首要关注，合作是有限和暂时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与冲突不可避免，不使用武力的预期以及长期利益的趋同都是不现实的。③因此，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冷战时期东盟的安全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东盟国家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或威胁，其本质是东盟国家为了维持地区均势而采取的政治外交合作；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权力均势被打破，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必将不复存在。④据此，在现实主义逻辑中，东南亚地区长期和平的安全生态是不可解释的。 建构主义用“安全共同体”来描述和解释东盟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建构作用。建立在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涅特(Michael Barnett)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研究路径的基础上，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通过规范内化和集体身份建构，东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形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靠预期，成为一个“初级的安全共同体”。⑤然而，对建构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正是集中于规范内化和身份建构等关键环节上，比如东盟国家遵守规范的行为到底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权衡还是身份内化的适当性考虑，⑥东盟的建立是出于对民族国家认同的维护还是对地区集体认同的追求，⑦东盟成员国是否放弃了针对其他成员国的战争准备以及成员国之间所爆发的局部战争是否可以被看作东盟不存在“非战安全共同体”的例证。⑧拉夫·艾莫斯(Ralf Emmers)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剖析揭示出这一西方概念在理解东盟安全实践中的局限性。根据阿德勒和巴涅特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成员具有共享的身份、价值观和意义是安全共同体最重要特征之一。⑨只有在同质性基础上，成员国的长期利益才能真正趋同，安全共同体成员间才具有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安全共同体”概念背后的这一假定，艾莫斯认为，东盟成员国间具有不同甚至冲突的国家利益，只能采取冲突避免而不是冲突解决的安全路径，这是东盟成员国间信任缺失的表现。艾莫斯据此否定东盟国家间已建立起安全共同体的论断，并否认未来东盟建立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⑩可见，安全共同体也并非理解和解释东盟安全实践的恰当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为理解东盟长期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论选择。实践理论集中批判行为体对理性“表象知识”的偏好，指出这是人类知识体系离行为实践越来越远的根源，强调人类知识体系中“实践知识”的重要性。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依赖反思性理性施动的“因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相对，实践理论强调用非反思性施动的“习惯性逻辑”来解释行为体的行为。(11)实践理论被运用到东南亚安全研究中，以解释现有理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东盟安全实践的延续性。比如冷战后东盟虽然对其制度目标和非正式制度进行了变革，但仍坚守冷战期间形成的正式安全制度；东盟成员间虽偶有军事冲突发生，但仍然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实践理论指出，这是因为冷战期间东盟成员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具有自明特性的“东盟理性”或“习惯倾向”，框定了东盟各成员国所能选择的行为选项。(12)虽然强调行为体的非反思性施动和习惯性逻辑部分地解释了东盟国家维系和平的长期倾向性和稳定性，但囿于对非反思性施动的关注，实践理论无法解释东盟和平生态系统的弹性以及东盟各国基于各自不同利益考虑的政策灵活性。“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意味着对维持长期和总体和平的期待以及对各国利益和现实需求多样性的包容，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理解“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的关键。 东盟成功避免了安全困境，进而构建长期和平的地区安全生态，为多样性、非同质以及存在利益差异乃至冲突的国家间实现长期和平提供了经验证明。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超越传统的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对国际安全研究的桎梏。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关系转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关系主义思维出发重新认识国际安全问题，提出“关系性安全”(13)的概念与分析框架，为突破传统安全认识论悖论，理解在多样性、差异性前提下实现长期和平的安全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下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分析国际安全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三大认识论悖论及其实体主义思维根源为切入点，运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主义研究成果，尤其是借鉴秦亚青和赵汀阳关于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和关系理性等基本假设，建立关系性安全的分析框架，用以诠释多样互系现实中的关系性安全目标、关系性身份确认的安全路径以及关系理性逻辑下的安全行为。第二部分运用关系性安全视角观察东盟安全实践，以重要文件文本、亲历者述评和相关文献观点为依据与参照，考察东盟安全实践是否遵循了关系性身份确认的安全路径及其对地区安全生态演变的作用，以及东盟安全行为是否遵循了关系理性的逻辑从而呈现出灵活多元的特征。第三部分是结论，指出了本项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