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陷入的危机及其出路 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每个新的时代都是以反叛前一时代的哲学实践开始的，都宣称并努力实现把哲学转变为一种科学，即普遍公认的关键步骤可以适用于检验一切哲学论题的学科，这是任何一个时代哲学家们追求的梦想。20世纪的西方哲学同样也是首先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它反叛的不仅是19世纪的思辨哲学，而且是对近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整个传统的彻底和全面的背离。 历史地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形成有着较为强烈的戏剧性情节：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甚至哲学家们的社会作用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攻击。这一历史情节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当时黑格尔的唯心论遭到普遍攻击，在哲学上取而代之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主要代表是福格特、莫尔丘特、毕希纳和车尔伯这样一些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事实上，19世纪中叶后德国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化学家莱比锡在有机化学中的工作就支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有机现象仅仅是高级的复杂形式的物理—化学过程；罗伯特·梅叶发现的能量守恒原则被用于证明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身心的相互作用会引起物理系统中能量的减少或增加。在哲学上，自然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认识论基本上是一种经验论，他们赞同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类知识完全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对英国经验论，特别是洛克和休谟怀有同情之心。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看作是严格的本体实在论和唯物论。他们认为，感觉不过是另外一种物质现象，他们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观点非常鲜明：思想是大脑活动的自然产物，正如尿是肾的自然产物一样。基于这种哲学观念，这些自然主义者们坚信，概念只是对所见事物的反思，是对感觉活动的反思。离开了外在的事物，概念就只能是空洞无物的，即使数学概念也必须看作是根植于经验之中。思想的法则符合于外在自然界的机械规律，逻辑规则不过是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经验概括，而这种精神活动反过来则可以用生物学概念加以解释。 这种明显的用心理学取代哲学的倾向直接来源于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影响。但随着试图捍卫和重新回到传统思辨哲学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这种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很快就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哲学概念和科学认识真是能够直接产生于经验吗？思想法则和逻辑规则能够简单地用经验或生物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等概念加以解释吗？而且，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人文学科都能归结为自然科学的要求而不再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要求吗？由于自身的这些致命的缺陷，自然主义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在19世纪下半叶失去了它的思想地位。但在自然主义之后，哲学家们不但没有找到另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反而对哲学自身性质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对哲学发展的前途感到更加渺茫。德国哲学家布伦坦诺在1874年出任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时就曾开设专题讲座，对哲学“失败”的原因做出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他在讲座开篇就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事实现状，即哲学已经不再得到知识界的广泛信任了。大多数人认为，哲学是在把肉眼凡胎无法透视的玄秘意境作为它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不能算是科学，而只能被看作类似于占星术或炼丹术之类的东西。即使在曾被视为哲学文化之都的维也纳和德国其他城市，一度辉煌的哲学事业如今却成了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布伦坦诺认为，哲学衰落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社会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哲学自身性质的不足，譬如，它缺乏能够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定理，它接二连三地经受着革命，我们在经验上无法达到它所选定的目标以及不可能在实际中应用等等。 然而，尽管哲学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危机，布伦坦诺仍然坚信，哲学绝不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走向消亡，相反，出于人类本性的缘故，哲学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将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布伦坦诺怀有这种坚定信念的根据，是认为当时哲学面临的危机是由于完全采取了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解释精神现象的结果，所以哲学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也就在于放弃经验科学的方法，而采用更适合解释精神现象的心理学方法。布伦坦诺提倡的这种心理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德国知识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时间心理主义成为当时各种人文学科用于解释分析精神现象的主要方法，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早期现象学观念之中。这种心理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严格地区分哲学与科学，区分思维的主观心理条件与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认为人类知性的限度迫使人们回到康德式的先验论认识模式；同时，与自然主义哲学观不同，心理主义者认为，最终的给予不是物质对象，而是可以选择精神主义或物理主义用语加以解释的感觉；逻辑规则是经验的自然规律，它们没有做出关于经验本质的假定。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在承认感觉重要性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也都承认，自然主义不过是心理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心理主义则是弥漫于19世纪最后25年的西方哲学头上的迷雾。 历史的演变真是一波三折。当心理主义还在被大多数哲学家奉为拯救哲学的最后法宝时，当胡塞尔基于心理主义建筑自己的思维逻辑大厦时，几位眼光更为敏锐的哲学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心理主义对哲学重建的毁灭性作用。这些哲学家是曾在上个世纪末的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如今却鲜为人知的特伦德伦堡、洛采，以及当时默默无闻而如今却被公认为分析哲学奠基人的弗雷格。弗雷格在读到胡塞尔1891年的《算术哲学》时，强烈地感到由于心理学侵入逻辑而给哲学带来的灭顶之灾。他写道：“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揭示这种灾难。在我看来，需要揭示的这个错误，与其归咎于作者，不如归咎于广泛流传的哲学疾病。”（注：弗雷格：《论文集》，转引自斯鲁格的《弗雷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4页。）同时，弗雷格在详细考察了莱布尼茨构造纯粹理性语言这一观念之后提出，哲学必须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作为基础科学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建立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概念文字”（一种具有与概念内容直接相关的记号的语言），依据这种人工建立起来的语言而提出的哲学概念就可以避免心理主义对哲学的侵蚀。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哲学家洛采更是明确地反对心理主义，严格区分心理学和逻辑、认识对象和它们的认识、主观精神和它们的客观意义。洛采以康德的先验论反对经验论，试图通过强调逻辑优先于心理经验的特性来确立纯粹逻辑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地位，这些对弗雷格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