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过去的25年中，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急剧增加，但是，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性是否只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自我批判的延伸，依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惑。正如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所指明的那样，由于后现代性宣布的不是历史和哲学的终结，因而大量的困惑起因于这样一些研究的成果。实际上，通过对正当性观念自身的挑战，后现代性似乎引发了对包括它自身在内的任何视角的正当性的怀疑。这样一来，后现代性把历史学瓦解为历史编纂学，把文学瓦解为文学理论，把哲学瓦解为哲学活动的系谱学或考古学。 表面上看，这项新的事业，通过尼采所激发的对基础主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已经促成了一种扩展哲学标准的时新行为的浪潮。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已经孵化出了众多对于古典文本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阅读”。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的解释一样，这些分析通常似乎无异于它们的积极追随者所提出的可供选择的解释。但是，从更深层的意义看，大陆理论家已经指明这些策略是怎样暴露出一个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是英美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洞见宝藏。他们还论证了由后现代性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可能与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关系。这也是我在这里最为关注的问题。 我特别怀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要识别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其次是要说明现代性的历史编纂的假定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研究的；最后要强调指出，以后结构主义历史编纂学为特征的一套实践的出现是如何消除那些先决条件和假定的。 本着第一个目的，近来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依照以下三种信念来界定现代性：（1）不管我们对任何其他事物认识如何， 我们首先最清楚地认识到的是我们自己；（2 ）历史是对自主而又本性自利的个体相互作用的进步的概括；（3）只有依据我们的表达或叙述， 事物的客观世界才是可知的。这三种信念的特点无疑是在古典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发展的，但是，在像笛卡儿和洛克这样的思想家那里，这样一些观念是以今天被明确地看作是现代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从17世纪以来，这种实质主义、表现主义的思想方式已经成为准则，它的选择替换已经被取消和边缘化。 第二个目的是要说明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是如何影响哲学史研究的实践的。哲学史的元叙事是明确的现代主义的概念，在此范围内，后现代对元叙事的怀疑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终结现代性的要求，似乎使这样来界定哲学史的努力化为乌有。 第三个目的是要展示后结构主义编纂学是如何开始取代受惠于黑格尔的19世纪的历史编纂家们所制造的叙事。不再把哲学史理解为谈论人类条件的恒久问题的渐进的尝试，德里兹、阿尔都塞和福柯已经强调指出有必要追究辨别这样一种历史的意志。正如他们和其他人（如本雅明）所论证的那样，哲学能够拥有一部历史的可能性依赖于一种排除和压制的策略，在其中作者被界定并与另外的作者相联系，一个所谓主要思想家、著作和主题的标准被确立起来。以此方法，现代实践假定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正当性，而无视拒绝认可那一努力的思想家。 与此相对应，后结构主义历史编纂学通过消解以笛卡儿或洛克的现代性表达为特征的主体性的中心，从而使解释行为问题化。由此引发了这样一种预期，即本文可能存在理解文学、哲学和历史的多种方法，而这些方法并非一开始就假定一个意义要在其作者的思想中去寻找。这种方法大大不同于那种认为有可能存在着对一个思想家的观念的选择性的解释的看法，因为它拒绝这样一种假定，即本文后面的明白易懂的观念最终决定了解释。如果除了结构的要求所创造的之外不存在这样的思想家或作者，那么，提供对强制结构的权力和欲望的实践活动的批判就是对权威本身的批判。这样一来，后结构主义的历史编纂就排除了任何时候都存在一种后结构主义解释的可能性。 一、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 今天，关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有如此众多的不同含义在传播，以至于没有一种描述能够考虑到理论家和评论家使用这个词的所有方式。例如在艺术、建筑和时装中，后现代主义指的是在一种折衷的、讽刺的、玩世不恭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拼贴中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混合起来的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坎普贝尔的香皂盒绘画、裸露的管线，或者是撕裂的蓝色牛仔裤和颓败的景象，显示的与其说是对一定习惯的反叛，不如说是正当性观念自身的中止。 随着这种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方式的发展，后结构主义的、结构心理分析的、批判理论的、女权主义的和平等性爱的词汇出现了。它们恰好一同出现已经促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即对它们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虽然它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总是没有予以确切的解释。因此，认为好象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结构的相似足以证明它们是唇亡齿寒的看法并不罕见。 所有这些思想的策略无一不具有一些我称之为后现代的特点，例如，一种对理性或真理进行普遍化或整体化说明的怀疑。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混淆它们的特殊贡献和重要性，否则的话，就将忽略它们的重大差别以及那些差别为历史编纂学研究所开启的机遇。这特别会使我们对于显而易见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景观趋于麻木，后结构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作为一种研究哲学、文学或文化历史的方法，并不把自己囿于标志着其他后现代策略的政治学或语言学的假设。 我是在建议，用这些术语来表达这一问题时，需要把后结构主义像批判理论和解构一样，置于一个广泛的后现代的语境中，并且那一种语境自身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不能以界定现代的思想立场的同一原则的方法加以说明。那就是说，后现代性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超越现代阶段的历史发展的下一个时期，因为那将认可现代性批判所不允许的历史连续性原则的合法性。后现代并不是单纯跟随现代性而来，因为那将给予现代主义者将历史和思想的见解总体化的癖好以特权。或者说，后现代性是把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别作为主题：一方面是世俗的、政治学的和语言学的经验，另一方面是试图要为独立于历史的或意识形态和偶然性的经验提供一个超验的或先验的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