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论”

      曾以提出批判的解释学、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本世纪70—80年代转向了交往理论的研究。他针对工业文明在现代西方的崛起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状态，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交往异化理论。该理论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主体间交往在由自在向自为的演进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从而揭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潜藏在文化领域（符号和意义得以表达的领域）深层的矛盾，并提出了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构建合理社会的方案。它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十分普遍的异化现象，从而在我国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完善社会交往系统，防止和及时消弥工业文明中可能出现的人的异化状态，克服和抵制潜在或显露的拜物主义和技术崇拜，发展社会主义平等、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与评析。

      一、交往与异化

      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在解释交往的含义时，把交往命名为“交往行为”。在他看来，人类行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具性行为”，又称目的—理性行为，它是以技术的规范作为导向行动，并且立基于经验知识以工具为媒介的行为。工具行为的行为目标是指向自我成功的，行为动机具有“冷淡持中性”，它主要依靠认知真实性运行。第二类是“战略性行为”，它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进行的“合理选择”行为，这种“合理的选择行为”是按照行动方案进行的，而行动方案又是以分析知识为基础的，它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一般准则的推论。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劳动”就是包含上述两类行为的范畴，它是属于工具性和策略性的“目的——手段”式行为，即劳动只表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第三类是“交往行为”，它与前二类截然不同，它是交往参与者遵循有效性规范、保持社会一体化的行为。交往行为的动机具有交互性，它在社会主体遵行主体间认可的规范的有效性基础上展开、运作。

      哈贝马斯之所以重视“交往行为”，主要原因来自于他与他力图加以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歧。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错误在于“把交往行为归结为劳动、或者从交往行为中去推论劳动”，“按照生产的模式理解反思”，“把反思的过程降低到工具行为的水平”。（注：哈贝马斯：《认识和人的旨趣》，波士顿1971年版，第44页。）于是，交往行为被归结在工具行为上，工具行为成了一切范畴的生产的范式，一切都成了生产的自我运动。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没有能正确理解交往行为本身的特殊本性与独特逻辑。而按照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他把交往的核心要素表示为“理解”（verstehen ），认为它是交往的主观特征。他说：“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换言之，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注：《我和法兰克福学派—J·哈贝马斯同西德〈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 ）在揭示“理解”的本质时，哈贝马斯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行》，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 页。）可见，无论在狭义还是在广义上，哈贝马斯都把理解看作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意识活动。在对理解本质作出这样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又强调，语言即是那服务于理解的“沟通媒介”，且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并不是独自式的形式语言，而是对话式的日常语言，因为“日常语言具有使个体通过在对话关系中的普遍范畴得以理解的结构”，从而使诸主体在交往中既能通过相互认同，相互了解和相互承认而在某些普遍的方面取得一致，又能够在相互之间保持距离，维护其自我的同一性。那么，语言又是如何形成成功和正常的有效性沟通？哈贝马斯认为，这只有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对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肯认，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起作用。于是，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作为沟通的一般理论——“普遍语用学”。他说，“普遍语用学”就是分析说话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探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他们二者如何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学说。他从普遍语用学角度立论：现代理性必须是一个追问意义的“过程”，即人们通过语言的交往活动所达到的一种具体的“共识”。这种在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普遍共识就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即“交往的理性”，这样，“交往”逐渐等同于语言，语言成为人类交往行为最主要的形式。显而易见，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变成了人类主体“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它是以语言为中介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说透一点，交往已经不是主体之间的客观活动，而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哈贝马斯正是通过对交往作上述语言学和释义学的诠释，并从经验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理解过程的超验性，从而确证了交往的社会本体论意义。

      由于“交往行为”被哈贝马斯限定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方面”，因此，哈贝马斯特别注重“话语”的分析。他注意到贝尔的说法：后工业社会的逻辑便是消灭人们的交往方法，使人的交往和行动失去明确的意义。他也注意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干预活动已经侵入了交往者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控制着人们的交往，导致交往关系的物化，行为领域的金钱化和官僚主义。特别是随着以目的——工具合理性为主旨的“官僚制化”的蔓延，这种“官僚制”已无孔不入地广泛渗透到经济、文化意识、社会生活乃至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无所不包的一条根本性的组织原则和管理方式。其结果是传统的社会调适和管理的手段逐渐被取代，权力的实施越来越倾向于依赖科学技术、专业化和各种管理方法。这样，在当代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控制下，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不可替代的整合媒介——语言的作用，被系统的整合媒介——权力、金钱所取代。由于权力和金钱等“非语言的驾驭机制”贯穿于社会系统之中，成为生活世界中交往的手段，这就使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语言交往受到侵犯和干预，语言的沟通成了利益交换，价值共识为可操纵的媒介所扭曲，作为行动者本身的人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人们之间无法共同理解，共享文化，文化再生产出现困难，并因此出现了“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危机。哈贝马斯称这种在社会文化互动或沟通中所产生的异化现象为“有意被扭曲的交往”或“伪交往”。

      现代世界的异化现象既然如此普遍，如此深刻，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对此，哈贝马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一，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人的工具行为或曰劳动不断“合理化”，即“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它意味着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在人的工具行为不断“合理化”的同时，人的交往行为即“相互作用”非但没有“合理化”反而越来越“不合理化”。他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的潜在能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人的意识中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消失的形态，”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5—106页。）“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依托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却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手段化，人们在劳动中往往被消解了情感、特性、价值、多样性，只是作为一部机器的零件、一种工具、一种抽象的实体在起作用，人越来越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情形中，处于交往之中的人都往往以不同形式沦为手段，沦为某种物或客体，而这种交往主体的手段化又会导致交往主体的片面化，即相互交往的人们不是作为特定主体的规定性而进行相互平等的交往，而是作为片面的、被动的人进行片面的、扭曲的、异化的交往，从而使人与人的交往与理解难以真正建立起来或者只能虚假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