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二战时期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二次大战以后至60年代初，受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历史性胜利的感染和法国战后工人运动强大力量的鼓舞，萨特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段研究和思考后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是时代的知识总汇和文化中心，他真诚地表示，他的存在主义在作为时代知识总汇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是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它将由过去同马克思主义知识相对立转为汇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中。此后，萨特致力将他的存在主义“融汇”于马克思主义之内，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以克服苏联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停滞与僵化之弊，为此他写出了其粕煌大著《辩证理性批判》，系统地表述了后来被人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这个人学观和社会历史观“偶然出发点”和“被动的推动力”的，是被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称为“独具一格的主题”的“匮乏范畴”，而恰恰在这一问题及其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中，全面暴露了萨特的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冲突，显示了萨特以存在主义方法考察社会历史、将存在主义理论“融汇”或“补充”马克思主义“良好愿望”的失败，从而为当代思想史留下了多方面的思考。 一 萨特的社会历史观是以“匮乏”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据安德森考证，“匮乏”这个术语是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伽利阿尼创造并最早运用于经济学上的。伽利阿尼认为，价值是一种比率，是由效用和匮乏这两个名词表示的一种比率构成。此后“匮乏”一词常被其他经济学家们所采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就曾用“匮乏”这个术语论述商品的价值。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匮乏而来，一是从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而来。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它主要论述的是劳动价值论，而把“匮乏”放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认为它只与雕像、油画和葡萄酒之类的奢侈品有关。（参见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09页）。 所以在经济学上，一般都把“匮乏”用以指称某种物品或商品欠缺、而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 萨特从经济学上借用了“匮乏”这一概念，但他不是用它来说明商品的交换价值问题，也不仅仅用之说明某种商品欠缺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问题，而是认为，“匮乏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众多个体的关系是一致的……匮乏是一种个体的关系和一种社会的环境”（《辩证理性批判》1978年英文版，第127页）匮乏也是个体对环境的一种关系， “在事实上，作为紧张局势和作为力量战场的匮乏，是一种数量事实的表述……，那就是，特定的自然物质成为人工制造的产品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对既定的、一定数量的集团成员或者这个地区的居民的一种数量上的不能满足，对每一个人的不能满足。”（同前，第127—128页）这样，萨特实际上为他作为历史出发点的匮乏范畴规定了三层含义：其一，匮乏是一种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基本规定是物品对人的普遍不足；其二，匮乏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致性”，即它将导致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就正效应而言，匮乏将迫使人们自动联合起来，用集团的实践和力量同匮乏作斗争，以减轻匮乏的强度或力图克服匮乏；从负效应上看，人们之间争夺的根源也是一致的，即由于匮乏个体与匮乏个体之间势必围绕争夺不足的物品而展开殊死的搏斗，重现“人对人像狼”一般的图象；其三，匮乏也是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意味着，生存于这种不利环境中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窘境，必定要被动地去改造环境，以求获得稍多点的物品满足。萨特赋予“匮乏”这三层含义表明，他基本上摆脱了匮乏的经济意义，而且把它论作为一个内涵着客观环境、人与人关系和人与物关系的社会历史本体论范畴。 萨特认为，匮乏不仅是历史的出发点和“被动的推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历史中既具偶然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规定。他写道：“匮乏是我们历史的一个基本关系和我们对物质性的单一关系的一种偶然规定”（同前，125页）“这种环境的物质性对个人单一关系， 以一种特殊的和偶然的形式，出现在至少是迄今为止的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之中，我们的历史一直是反对匮乏的一种悲痛的斗争。因此，每一个层次上加工过的被动行动和社会化的物质性基础，都将证明是一种通过人传送到物和通过物返回到人的、最初统一的匮乏的原始结构。”（同前，第123页）这就是说，在萨特看来，匮乏之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偶然的规定，又是普遍的规定，是一种偶然的普遍性。所谓“偶然”，在萨氏辞典里指的是一种外在的、既定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在这里，“偶然”首先指的是一种环境，是说历史的起源和基础在于匮乏这样一个外在事实，但是这个“偶然事实”不是发生在某一区域、某一人群或某一历史阶段上，而是与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同时并存在的。所谓匮乏是“普遍的”，是说匮乏不仅出现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而且它将连续不断地影响人类的命运。出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萨特认为，匮乏之于历史之所以具有这种“全面的普遍性”，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人类有自我繁殖的基本需要，由此造成人口的增长，而这种自我繁殖和人口增长必然是无情地榨取生存资源以维续生存的需要；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物质需要，为了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需要，人类又加速了对资源的榨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有限世界的有限居民，另一边则是对资源的无限需要和无限索取，这种反差使人类永远限于匮乏之中，普遍的匮乏也就成为人类全部活动并且不断加速其活动效率的根源。因此，萨特认为，从某种角度上看，人是匮乏的产物。 从匮乏对于人类历史的偶然性规定和普遍性规定，萨特进而论证，匮乏不仅是一种环境、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而且也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根源，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萨特认为，历史开始于克服匮乏的社会努力，正是由于超越匮乏的集体的计划，才给人类历史揭开了序幕，人类历史也将以人类最终克服匮乏而告终结。说“匮乏是一切历史可能性的基础”，这里的“一切历史”，指的是“人民的历史”，即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这种历史是“由匮乏所产生的紧张领域的永恒框架内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匮乏只是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基础”，是强调它仅仅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也就是说历史要想产生，仅有匮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它因素，而这些因素是还有待于确定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匮乏作为人与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经常的紧张，它说明了基本的社会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它所具有的渗透性和普遍性，使“人们在匮乏的环境中生产，甚至当这些人力图超越匮乏时，他们的实践也在把这种匮乏加以内在化。”（同前，第127 页）所以，必须把匮乏当作是一种必然性来承认的偶然性。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一直是在反对匮乏的斗争中演变的，而且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之后，世界上仍然还有四分之三的人营养不良，这就表明，匮乏既是“偶然的必然性”，又是一种的“必然的偶然性”。这种是说，相对人的能动性、内在性而言，匮乏是既定的、外在的，而针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性而言，它是始终伴随、不可绕越，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