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和权力（power ）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始，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知识观，如笛卡尔的基础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惟一真正的知识，社会、文化和传统对于知识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20世纪上半叶的分析哲学，如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命题意义理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的证伪原则等科学主义，也把文化和社会排除在知识研究的视野之外，脱离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到了50年代末，由于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把科学史引入了认识论，从而开始重视社会、文化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观：知识之所以是知识，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权力意志的需要。当代致力于研究知识和权力问题的哲学家首推福柯，对于福柯来说，权力不限于国家权力，社会中一切机构，诸如学校、工厂、医院、家庭等都普遍有权力关系。权力不只是给我们以压力，抑制知识，而且是一种创生性的网络，形成知识，产生言谈，福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观。 一、知识、言谈和真理 自笛卡尔以来，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惟一真正的知识，其他非科学的信念或意见都不是知识，个人主体按照理性确立知识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科学大厦，而社会、文化和传统是偏见、错误和假象的来源，必须摒弃于知识大厦之外。本世纪20～30年代的分析哲学，把这种科学主义知识观推向顶峰。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科学知识论”，致力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其意义标准或可证实性原则可表述为：当且仅当一个陈述或者是分析陈述（例如“偶数可以被2整除”）或者是原则上可以证实时，才是有意义的。“阐释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注：石里克：《意义和证实》，1936年，引自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在那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没有了，最多只有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探讨的主要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如，一个陈述是不是可证实的；一类观察陈述是否（直接或间接、完全或不完全）确认一个假说（即一个假设的语句），两个理论（即语句系统）是不是逻辑上相容的，或者是否一个可以逻辑地由另一个导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关于陈述与陈述之间，或整类陈述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知识论只是一种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世界与知识的关系仅仅是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的二元关系。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打出统一科学的旗号，试图把一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都还原为物理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这导致它特别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强调其他文化领域向科学靠拢，否则就被排斥在科学范围之外，因此，可证实性原则这个意义标准，同时又是真理标准的惟一依据。按照这个标准，经验自然科学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可证实的；数学和逻辑真理是永真的重言式；而其他不可证实的、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的陈述应当作为“形而上学”或伪科学而被清除。所谓理性、合理性、方法论原则等只是达到客观真理的手段而已。在这里，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传统，而只有逻辑。 波普致力于科学逻辑的研究。在他看来，科学方法论，包括划界标准，不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也不是逻辑，而是一种约定，它的目的是真理，但真理是通过科学的进步而逐步接近的。因此，虽然我们的知识总是可误的，但我们可以证明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符合事实，具有更高的真理性程度，即“逼真度”。在波普看来，一种理论只要是可证伪的、可反驳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凡是不可证伪的，不可反驳的，则是非科学的（其中包括不是经验科学的和伪科学的）。同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波普提出证伪主义原则，就是要建立一个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并对理论进行评价的方法论规则或规范，这既不符合科学实际的发展历史，又脱离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和权力关系。 20世纪下半叶，由于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的影响，以及库恩、费耶阿本德、玛丽·赫西等人从科学史的证据出发对实证主义的全面批判，反基础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新的知识概念，如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费耶阿本德）；科学理论“不是外在地和自然界相比较而引出的假说——演绎的说明模式，它们是事实本身被理解、被设想的方式（玛丽·赫西）；“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布卢尔），它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受同样的检查。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劳斯（Joseph Rouse）则提出科学知识的局部化或境域化（contexualization），劳斯特别强调在一个局部的、存在的（existential ）领域中科学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劳动场所、材料背景及技术实践的技能、实验室内的权力斗争等等。劳斯指出，“当我们考虑这些因素时，就会发现科学上局部的、存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对设备、技术和方法、社会角色以及运用它们的思想可能性的一个整体的实践把握基础之上的” （注：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116.），“在这方面，我们最好把理论看作是处理各种现象的策略，而不是陈述系统；当做方针而不是信条”（注：Joseph Rouse, knowledgeand power:Towards a philosophy of science,first published 1987,b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P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