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是怎样产生的？古今中外哲学家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感觉说和西方的游戏说，但各有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开辟了广阔的理论视野。 一 中国的感觉说认为，真善美观念产生于感觉。它是从与肉体的感觉有直接关系的对象中触发产生出来的。这种真善美意识，与肉体的官能性悦乐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所有官能性悦乐中，由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食”（即对味觉的悦乐感）和“色”（即对异性的悦乐感）是美意识起源的最重要的两大契机。前一个契机有利于个体生命的保护，后一个契机则有利于族类生命的延续。 “食”与“美”有关联？汉字的“美”，从羊从大，其原始意义与肥大的羊之肉味甘美有关。由此可见，中国人最原始的美意识起源于“膘肥的羊肉味甘”这一古代人的味觉感受。（注：（日）笠原仲二：《中国古代人的美意识》，杨若薇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从字形上看，“羊大”为美，似乎美的形成源于羊的形象。然而，究其根本，则是源于羊的肉味所带来的味觉愉悦。从味觉出发，人们才注意到可给人以美味的对象，其特定的形体给人以快感。这种快感是基于对美味的联想之上的。因此，不论美意识后来有了怎样的变化，其第一契机，即在于味觉的快适感。 “色”的本义为“性欲”，实际上指属于女性的一切特征，如丰艳的肉体、令人喜爱的容姿等。由此看来，“色”首先是以视觉即悦目的对象为主。但是这种视觉的快乐，其背后却潜在着两性间触觉性的快适感。由于这种原始的、基本生命本能的感官快适，从而使“色”的对象成为“美”的对象。因此，“色”是美意识产生的又一个深刻的契机。 总之，中国人的美意识，首先起源于对所谓“食”的某一特殊的味觉感受。其次与所谓“色”带来的官能性悦乐感有密切联系。原始的美意识与人的生命本能联系在一起，这种美意识局限于官能的快适，是一种低级的、感性的、个别的愉悦。从时间上看，这种美意识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后期至阶级社会初期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 中国人的美意识从有利于生命的、愉悦官能的对象中诞生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进而又超越了生理的官能性局限，向着更为广大的领域扩展，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伦理意义。美的对象扩展到给人的精神及物质的经济生活方面带来美的效果的所有对象，即把那种伦理的、道德的价值本身意识作为“美”。比如，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以仁义之行为为美；荀子则赞赏人情之美，等等。美意识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从把只满足于从属生理的、自然的，即本能或感觉的欲求，冲动的对象当作美的人——自然的人，向着把在自己支配下，合理地控制着那些本能或感觉的理性和意志作为美的人——文化的人进化”（注：（日）笠原仲二：《中国古代人的美意识》，杨若薇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0页。）。也就是说，这是从感性向理性的进步，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升华，是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状态。 这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以感性悦乐为主的美意识相比，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伦理的、精神的、社会的因素进入了美意识之中。“善”在这一时期成为美意识的核心内容。“一切善的都是美的，凡是美的也必然是善的。”在这里，美与善几乎是同义。可是，这一阶段的美意识与儒家伦理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它形成于先秦两汉，而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从魏晋开始，中国人美的意识进入了高级阶段，其标志在于把“真”纳入美意识中。这种“真”之义并非指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不是科学意义下的“真”，也不是康德所谓普遍有效性的“真”，而是所谓终极的、绝对的、生命本原的“真”。这种蕴藏在事物深奥之根底的真，是只能由人的体验直观才能把握的。它具有即使人在自己心里明白地知道，却又不能用语言文字完全表达说明，即所谓不可言传的本质。 在这个高级阶段上，美与真是等同的。这种“真”，既超越于感性的快感，又超越了理性，如伦理的善恶评价。美意识在前两个阶段上的内容，至此已被真所打破、所扬弃。在前两个阶段上属丑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上都可以转而为美；在前两个阶段上属美的东西，在这里也可能变为丑。而且严格说来，美与丑的界限也被破除了。这里没有美，也没有丑，只有那永恒的生命本体在放射着神秘的光芒。 如果说原始阶段上以感官愉悦为基础的美意识，被第二阶段以理性、伦理精神为基础的美意识所否定，那么这高级阶段以“真”为内容的美意识则是对第二阶段美意识的否定。这里已没有善恶的价值。这里是“不意识善恶甚至连美丑也不意识的境地，是归回于母的自然怀抱中的境地。”“人在这种美面前，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一切世俗的、尘累的系缚被一扫而净，人类的灵魂得到最高的升华和解放。”（注：（日）笠原仲二：《中国古代人的美意识》，杨若薇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最高阶段的美意识虽然是对前两个阶段美意识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绝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更高阶段上对以往美意识的本质性的肯定和吸收。也就是说，它包容了前两个阶段美意识的本质内容，而扬弃了其偏颇性。例如，可口的美食，不仅给人以官能的愉悦，而且同时也激烈地撼动人心，不仅“甘口”，而且“甘心”。这种感受本身即体现了生命的意义，来自生存的本身。这是生的愉悦，而生又是宇宙本原性亦即“真”的东西。这样，中国人在满足食欲的官能的美感中，实际上寻求、发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体验到了生的充实感。“色”也一样，它并不仅仅停留在魅人官能的层次上，而且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这意义即在于“色”的美感深处，是向生的最根源的生命的归投。对“色”的思慕、憧憬、追求，在艺术中得到升华后，实际上表现了向孕育生命的自然环抱的归投，欲与这样的“自然”即“真”融为一体，返回到永恒不灭的生命根源之中。女色之美，实际上象征着作为事物根源的宇宙“玄牝”——她产生、抚育了万物，她意味着崇高、伟大而又纯粹的爱。在这种神圣的美的感受下，人的官能被净化，人的灵魂被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