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20)02-0086-07 读书—应试—中举—做官，是文人志士最理想的人生模式，李渔(1610-1680)也不例外，他幼年便接受传统教育，童年时已涉猎儒家六经，可作成篇的八股文。崇祯八年(1635)，李渔参加金华府的童生考试，成绩优异；崇祯十年(1637)，考取府学生员；崇祯十二年(1639)，李渔乡试失利，铩羽而归；崇祯十五年(1642)，再次参加考试，不料遇到警报中途折返。此后，李渔不再应举。 学界对于李渔弃举问题已有诸多讨论，代表性的有“战乱说”“强仕说”“天命说”和“性格说”，这些说法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李渔的了解，同时也丰富着我们对其所在时代的认知。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研究大多只针对李渔入清(1644-1912)后放弃科考的“不仕之举”，却忽略了他早在入清前便已经产生的“不仕之心”。因此本文将李渔弃举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对李渔在“入清前”和“入清后”的心理状态分别加以讨论。 一、过往说法的误区 “战乱说”的代表为孙楷第先生，他认为李渔“在三十岁之前也应过几次乡试，但不幸落第，又值丧乱，遂不免败兴。”[1]10萧欣桥《李渔全集序》中也写道：“崇祯末年，浙东政局不稳，先是东阳兵变，随后清兵南下，明朝溃兵骚扰，到处一片兵荒马乱。从此李渔便绝意仕进，再没心思去应考了。”[2] 这一说法似有待商榷。首先，“战乱会打消李渔的应试之心”这一说法并无史料文献可证，更多的是基于后人的猜测和推理，结论难免有主观之嫌。其次，就持续时间而言，从1642年闻警折返到1644年战乱结束不过两年时间。即使算上后来的溃兵反攻，到1646年明主聿键(隆武帝，1620-1646，1645-1646在位)被执死，局势由混乱到彻底稳定、清廷正式恢复科举最多不过4年。在李渔长达70载的人生中，4年的战乱只占据很短的一段时间，即使当时受到战乱波及，但入清后天下已然太平，他也并没有再次应举。换言之，即使“战乱”真的会导致其一时“弃举”，也不可能使其一生“再不应举”。其次，若“战乱会泯灭文人对于科举的热情”这一说法成立，那么经历战争的人大概都不会参加科举了。可是，其他人如丁澎(1622-1686)同样经历了战乱，却在顺治十二年(1655)考中进士；尤侗(1618-1704)在顺治三年(1646)副榜贡生；蒲松龄(1640-1715)连续四次参加考试，72岁补为岁贡生。若实意应举，李渔完全可以作出和他们相似的选择。因此，外部战乱阻碍李渔科举说并不妥当，他放弃出仕应有其个人的特殊原因。此外，一直以来被持有这一主张的学者当作论据的《甲申避乱》《乙酉除夕》等诗也仅能说明战乱对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灾难，而无法证明战乱致使李渔改变出仕意图。 “强仕说”和“天命说”的代表是黄强先生。他在《李渔生平三考》中提出：一是其年龄已接近“强仕之年”①[3]66[4]123，二是“功名富贵的天命观贯穿于李渔终生”[3]67这些原因导致李渔弃举。可需要注意的是，“强仕说”论据为李渔在《论左雄限年之法》中的表态：“如曰不惑之年，始可出而为仕，则何不更老其才，俟至知命、耳顺及从心所欲之时，然后举而用之，更为练达而无弊乎?”[5]382以李渔反对“不满四十不得察举”推论其不赞成太晚出仕。此说法不妥之处在于，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李渔就写下“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②[6]477之句，当年的他年仅30岁，离不惑之年还有10年。以“四十岁为官太晚”作为“刚满三十就萌生退意”的理由，“强仕说”似论据不足。 “天命说”的论据是“才亦犹人命不遭”[6]149“一命无荣子不才”[6]158“我不如人原有命”[6]187等说法，认为李渔信天命。因而，既然科举“非人力可以勉强，则应当适可而止，免得徒耗精力。这种富贵的天命观贯穿李渔终生。”[3]67但笔者认为，李渔未必真相信“富贵由天”，他很可能是以假信天命来搪塞自己科举失利之实。否则他何不将此看作上天是想在授予他功名前先苦其心志、多赋予他些磨难呢?更重要的是，李渔明确写过“予孔子之徒也，命之有无，不敢定论”[5]4并不坚信“命”的存在；又有“凡读书而及天地鬼神之事，皆当以梦境视之”[5]487的说法；还在《回煞辩》《乌鸦辩吉凶》中直接对封建迷信提出质疑、表达反对。又如《归正楼》中劝告读者“不必问他(指仙佛)是真是假，果有果无”[7]。因此，若说不信仙佛、抵制迷信、批判鬼神之说的李渔会信“天命”，这非常值得怀疑。更何况《意中缘》的收场诗中还有“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翰与天攻”[8]417之语。因而，与其说他真的秉持富贵的天命观，倒不如说他只是为放弃科举找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和托辞。孙楷第先生曾在评《拂云楼》时写道：“诚然迷信的事情甚多，文中记能红设策，以算命占梦诸说惑小姐及其父母，固于情理不悖。但其私心滔滔，为自己留地步，亦甚明显。”[9]笔者认为用这段话来解释李渔的言行亦很恰当。 “性格论”将原因归结于李渔的个性，认为其行为乃是“好为矫异”的性格使然[4]124。“笠翁为什么不应举呢?大概他的脾气不耐心作举业，或者是因为浪迹江湖举业荒疏了罢。”[1]23还有学者亦提出“李渔为文好标新立异，多惊世骇俗之论”，而其“八股文也是如此家数，不合时文准绳，难以为人所赏”[3]67。认为李渔过分追求标新立异，因而很难创作出符合应试规范的八股文，即“李渔自身秉性、才情方面的因素”[10]2，因其“是个喜欢逆向思维，喜欢唱反调，喜欢标新立异的人”[10]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李渔并非不会写八股，他早在1635年应童子试时就能“以五经见拔”，大获考官赏识，试卷被印成专帙供时人传阅。当年李渔25岁，性格已基本形成，25岁的他尚能够做出让考官赞不绝口的八股，29岁乡试落榜却是受“好为矫异”的性格影响?这显然说不过去。且据前人考证，“李渔于各种著述中每每以八股、举业设譬喻，有意炫耀于此道的见识、造诣”[4]120，他自己也说“吾于诗文非不究心”[11]，可见他不仅不排斥八股，反而用心琢磨过八股的写法。其次，若“提倡标新立异便无法写出符合规范的八股文”这一逻辑成立，那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宏道如何成为进士?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又如何在乡试中中举?小学生尚且知道在命题作文中注意分寸，“聪明大于学问”的李渔不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他以颠覆陈旧观念为乐、爱标新立异、甚至喜唱反调，也并不意味着他做每一件事，尤其是在写作八股时也一定要与常人不同。试问在把仕途视为康庄大道的封建社会，渴望中举的文人学士，有几位敢不循规蹈矩、按要求作文?因此，“性格论”亦欠缺说服力，以往的分析有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