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71(2020)02-0010-07 “自然”，作为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用来评价他人创作的标准，更是众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孜孜以求的极致。文学复古运动注重的是复古，创作时通过法度和格调以求与古人合，这看起来似乎与“自然”相隔甚远，但是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却不然，其强调创作时自我真情的流露，气、才、法、情等要素的浑融，希冀由“画工”走向“化工”，由“叶玉”走向“叶木”。王世贞经历了官场的沉浮后，晚年退居弇山园，旖旎的园林山水淘洗其心灵，他对“自然”的追求也就越发明显。这种“自然”是在陶渊明基础之上的再发展，并成为晚明李贽、袁宏道等人追求“自然”文风的思想源泉。本文试论述之。 一、王世贞“自然”的基础：“真我” 对于“自然”，前人早有论及，其中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恐怕要数老子和庄子。老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①。庄子将“自然”光大之，他认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无为而才自然矣”，“莫之为而常自然”②，另外，庄子之自然也是针对孔子而发，他不满孔子所言的仁义、忠恕、礼法等外在因素束缚人们的自然天性。在他看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从而回归到万物的本性，追求自由的自然。老子和庄子的“自然”都是植根于自然万物，进而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之本性如同万物本性一般，归于自然而然，任其发展，与此同时，人借助外界而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牟宗三认为：“以自足无待为逍遥，化有待为无待，破‘他然’为自然，此即是道之境界，无之境界，一之境界。‘自然’是系属于主观之境界，不是落在客观之事物上……故庄子之‘自然’，是境界，非今之所谓自然或自然主义也。”③老子和庄子注重“道”，所谓自然者乃“道”也，“道”是生成万物的总源，人也万物属，是与自然相通，本一体也。非一体是强调某种功利目的性而强加于自然，以人为而异化的自然道德。 关于文论中的自然，总体而言，至少有五大内涵：其一，表现对象之自然，万物之自然性，人的自然性，包括天生之性情；其二，创作发生之自然；其三，表现之自然，技与情、法识与情合一而非两分；其四，境界之自然，物我情境为一而非二；其五，接受者体验之自然，与物境、情境、道境而一，而非两分。而本文所言王世贞的“自然”不同于老子和庄子的“自然”，也不局限于这些自然内涵的某一个方面，而是王世贞的“自然”，一个综合且复杂的自然世界。老庄的自然属于道教思想的自然，强调主体的客体化，而王世贞的自然是三教合一的自然，是佛教心性论下的自然，从佛教本“心”、虚灵明觉出发，世界一元，物我不分，相融为一。如王世贞在将自己与李攀龙进行对比时，说道：“吾之为歌行也，句权而字衡之，不如子远矣。虽然，子有待也，吾无待也，兹其所以埒欤。子兮雪之月也，吾风之行水也。”④“风之行水”是风和水的相合为一，“雪之月”是雪借月而凸显其明亮，前者为“无待”，即王世贞追求的“自然”，后者为“有待”，即李攀龙借助外物所达到的“自然”。但是这两者之间关系紧密，“无待”不是空无，而是建立在主体性发掘的基础之上，如王世贞论述道：“有待不即来，无待来何遽?无待有待间，或来仍或去。强作无待观，内深有待趣。聚幻如聚真，真往幻常住。”⑤可见，王世贞之“自然”是落在主体属性之上，突出主体心性。他的“自然”思想虽然融合了道家的“无待”思想，但王世贞主要是引儒道入释，从佛家“无住”“真幻”层面对“自然”进行阐发。 王世贞晚年的“自然”思想强调人的非社会化性，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创作有真性情的作品，他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诗”⑥的主张，“真我”是其“自然”形成的基础，有“真我”才能有真言、真情，才能有源于真情性的自我，而不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被世俗所扭曲的自我。虽然王世贞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并成为后七子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与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人不一样，他是受李攀龙的影响而走上复古道路，“真我”一直扎根于其内心深处。王世贞早年随李攀龙等倡导复古运动，晚年思想发生了转变，已无李梦阳当年以复“古文”来“古道”的追求，强调内心的恬淡安适，其自然思想与其晚年心境桴鼓相应。 王世贞在认识李攀龙之前就对文学有所认识，早已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从这个角度而言，李攀龙并不是王世贞文学创作的启蒙恩师。如他自述道：“不佞自少时好读古文章家言，窃以为西京而前，谈理者推孟子，工情者推屈氏，策事者推贾生。此岂有意于修辞，而辞何尝不工笃也。”⑦他还说道：“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氏实不可废。”⑧王世贞年少时就追求理、情、事之文，而不是刻意于字句工整与否。再者，王世贞早就对王阳明和苏轼等人推崇备至，王阳明是“心学”的代表，注重自我主体性的存在，苏轼的行文创作更是无拘无束，如行云流水，尽情展现内心情感，使“真我”得到自然流露。可见，王世贞年少时的文学创作取向就与他人强调的复古取法不尽相同，“真我”的种子已经萌芽，这也为其后来对“自然”的追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王世贞走上复古道路时，想将自己之前的作品“悉烧弃之”，并积极投身于文学复古运动之中，但是当他独自南下之时，正好是其与李攀龙结交后的第一次长期离别，没有了复古者的影响，他便写了《初拜使命抵家作》《杂诗六首》《将军行》等作品。王世贞这些本自内心的创作，徐朔方先生就认为：“当他暂时离开这位诗友而南下时，他的诗作就出现了另外的调子。”⑨而《将军行》更是直接取法白居易新乐府，如“归还告将军，将军大欢喜。今年敌却去，好复开茅土，幕府上功簿，两两对金紫……生为众人恨，死为众鬼怜，寄语二心臣，贻臭空万年”⑩。这些源自内心真性情，贴近生活实际的作品就与其复古之作大不一样。所以即使王世贞投身于复古，其“真我”的种子仍在慢慢成长，只不过是受复古的影响，发展缓慢罢了。如王世贞宣扬复古，提倡“师古”，认为：“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11)而要达到古人的高度，效法古人，则是“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12)，即在学习古人时要将之前的创作之法全部忘却，然后取古人的佳作进行阅读和理解，以吸取其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