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现象，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波及到今日中国，也颇有愈妙愈烈之势。就哲学而言，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无镜”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无镜”哲学以及“文化”哲学的实质，就消极的否定的意义上说，是对科学时代“理性精神”的瓦解或消融，从而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就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上说，则暗示了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一方面表现为使“心”、“知识”和“哲学”诸观念分别置于历史的视野之内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无心”假设为基点，通过文化解释活动而过渡到把语言或文化当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自然主义。 一、基础主义哲学的反叛 罗蒂后现代哲学源自对基础主义哲学的反叛，从而反基础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是其人文精神的否定性表达。所谓基础主义哲学是指自笛卡尔、洛克、康德以来西方近代或现代哲学。这种基础主义哲学的主题，一是关于心与身关系的问题；二是关于知识“基础”的问题。这两个主题，对于基础主义哲学而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去发现这些基础，就是去发现有关心的什么东西，反之亦然。”（注：理查·罗蒂著：《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基础主义哲学正是试图通过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为各种知识（诸如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主张进行辩护。19世纪，这种为知识主张“奠定基础”的哲学观尽管偶尔遭到一些非议（如在尼采和詹姆士的著作中），但依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对知识分子而言，‘哲学’变成了宗教的代用品。它成为这样一个文化领域，在这里人们可以脚踏根基，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用以说明和辩护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活动的语汇和信念，从而可以发现其生命的意义。”（注：理查·罗蒂著：《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但是，这种基础主义哲学在本世纪初开始发生动摇。尽管象罗素和胡塞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依然热衷于追求哲学的“严格性”和“科学性”，但继续把哲学当作是对各种知识主张之基础或合理性进行逻辑辩护的观点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了。事实上，“哲学越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它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注：理查·罗蒂著：《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罗蒂指出，在这一背景下，本世纪出现了三位最重要的哲学家，即维特根施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他们早先都曾试图找到一条使哲学成为“基本的”新路，一条拟定最终思想语境的新路；但在各自后期的研究中都摆脱了那种把哲学看成是基本性的康德式观点，“因此，他们后期的研究是治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教化性的而非系统性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自己哲学思维的动机质疑，而非在于为读者提供一套新的哲学纲领”。（注：理查·罗蒂著：《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页。）这种治疗性的哲学研究抛弃了作为可能学科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身，“他们对待传统性问题的态度有如十七世纪哲学家对待经院哲学问题的态度”（注：理查·罗蒂著：《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页。）。这种不是* 扬弃”而是“放弃”传统性问题的态度对于罗蒂来说正是当今哲学研究所应效仿的唯一可行的态度。这种态度断定一种后康德文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文化中不存在一门为其它学科进行论证或奠定基础的无所不包的学科。简言之，这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态度。正是效仿这种态度，罗蒂的后现代哲学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展开：第一，摧毁有关“心”的信念，确立“无心”的假定；第二，摧毁有关知识之基础的信念，确立文化解释的基本态度；第三，摧毁有关“镜式”哲学的信念，确立“无镜”的态度，并由“无镜”哲学走向“文化”哲学。 基础主义源自追问对象之合理性的冲动。对合理性的追问正是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实质。对于西方近代或现代哲学来说，理性是对象的合理性的根据。因此，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可表述为：立足于人性(human na-ture)，特别是人的理性(human reason)，对对象的合理性(rationality)进行逻辑辩护这样一种基本态度或信念。（注：值得注意的是，“追问对象的合理性”中的“对象”不能仅仅理解为外在的物理对象即“自然”，而且要理解为道德领域的“自由”，甚至是“理性”本身。）对于认识论传统来说，对于对象之合理性的追问表现为，为科学知识的基础进行逻辑辩护，只是这种辩护或者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语言阐释”的方式罢了。因此，罗蒂对基础主义哲学（以认识论、分析哲学为代表）的反叛就是对近代或现代理性主义精神的反叛，从而就是非理性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来自认识论传统的内部即来自分析哲学阵营的非理性主义呈现出与西欧大陆人本主义哲学中非理性主义合流的趋势。众所周知，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区别于西方近代或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地方在于它的主流是非理性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基本倾向是以非理性的意志与情感不但当作人的本质，而且当作解释世界的基本原则。“人是理性的动物”（即“合理性的存在”）或“理性是人的本质”是西方近代或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但是“理性人”或“经济人”恰恰是诞生于近代或现代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假设。如果不联系到超越性的自由意志(free will)，那么人的本质或人格问题的解决便断无希望之日。尽管卢梭人的自由本质观点在18世纪显得有点与世格格不入，但是这个观点通过康德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或意志（欲求能力）高于理性（认识能力）的观点对于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却不能不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那里，解释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并且人的存在结构不是被当做理性的，而是被当作非理性的。这种以非理性（“意志”、“生命冲动”、“力比多”激情等）原则阐释世界的本体与人的终极存在的基本态度，对于罗蒂来说是反叛基础主义哲学的一种可能的理论视野。事实上，“罗蒂消除科学主义语境的目的，是要在科学主义的霸域中为人文主义开辟生存空间，从而通过协同的文化哲学的‘再语境化’，去取代不平等的、有特权的语境王国”。（注：郭贵春、李红：《罗蒂后现代哲学思想演变的特征》，《自然辩证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