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思想界、哲学界出现了一股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哲学向来以逻辑的严密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自傲，常常以真理占有者和人类思想的大法官而自居，傲然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但是，后现代哲学在以“语言游戏”和“文本解构”为武器摧毁了哲学生存的根基，哲学的大厦摇摇欲坠。尤为严重的是，后现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进行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在对一切文本进行戏弄的同时，也戏弄了自身。 1 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往往是思想敏锐的哲学家们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概念把握的一种尝试，是人们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状况的理念工具。当社会现实的变化过于剧烈和迅速，而人们已有的思想、理论与经验都不足以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把握时，人们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激的情绪，对已有的思想、理论和经验表现出一种强烈敌意和排斥态度，对自身的认识能力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仇视心理，打碎、毁灭旧的观念体系是其典型的心理特征。后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时代的产物。 在政治领域，如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Jameson)所说的，西方国家由垄断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正专门朝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和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进行着全球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结束后也由于各个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呈现出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在经济领域，它由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现代社会向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过渡，信息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竞争上占居举足轻重地位，人们在经济竞争中由过去的争夺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发展为争夺信息资源。信息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全球性的、多元化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的形成，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传统的知识论哲学产生了冲击。在科技领域，由于电脑的应用和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人工世界”，而非本原的自然世界，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科技的烙印，过去许多只能由人来进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已由机器人来取代，人类自由施展自身才能的领域已越来越小，人们甚至担心有一天会被机器人所主宰，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精神领域，由于艺术的商品化、社会化，由于宗教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淡化，过去具有严肃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为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艺术价值的崇高性荡然无存。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富足，也使得人们极力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而快速的生活节奏又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和情绪去欣赏高雅的艺术作品，由此追求低级、庸俗的精神刺激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享乐主义流行，黄色文化泛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冲击。这种时代性的巨大变化导致的结果是，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形势。 首先是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必须被抛弃。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现代科学对大量混沌、无序现象的研究与发现，尤其是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提出，迫使人们放弃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以及具有决定论性质的理论去说明和解释世界，放弃统一性与整体性，主张多元性与开放性。 其次是主体意识的消失。随着电脑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世界各地的信息被发达的通讯媒体快速地传递、压缩、改编、储存，同时又被大规模、高速度地再生产、再传播，世界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人们在这庞大的信息系统中不断地受到来自电视、广播、报纸、广告等传播媒体的商业化信息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商业化信息的影响和干扰，甚至人们的潜意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扰，人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严格意义上的主体。 再次是传统的机械反映论必须被抛弃。正如法国解构论家所预言的，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在后现代社会，艺术成为“类像”(Simulacrum)，即没有原本之物的摹本（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形象、照片、摄像、电视、电影等皆成为类像。人们在电视、录像与艺术物品中看到的“现实”，已不再是自然现实本身，而只是现实的影像，是人工现实或第二自然。语言、符号的意义由于通讯规模的庞大和反复传播也变得日益模糊，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受到极大削弱，尤其是语言的描述功能日渐衰微，而其叙事功能、演绎功能与虚构功能日益膨胀，语言体系及其文本自我关涉，失去了原本的指称意义，这一点在后现代文艺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满足后现代公众追求新鲜、刺激的心理需求，生产出大量荒诞、离奇和怪异的作品，利用某些理论加以随意虚构。在这里，各种文本成为一种纯粹自我关涉的语言游戏，根本不反映任何外界现实，也不表达作者的内在情绪感受，文学艺术活动不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变成一种商业化的生产活动。所以，艺术家瓦豪(A·Warhol)感慨地说：“当我照镜子时，我什么都没看见，人们称我是一面镜子，镜子照镜子，能照见什么呢？”（注：A·菲里普与克里夫特：《当代法国哲学》，1997年英文版，第117页。）在这种情形下，传统认识论自然要被抛弃。 但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规模及其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后现代公众在抛弃了旧的观念体系后，并未及时地调整过来，建立新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而是陷入了一种丧失空间定位的迷幻状态。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面对全球性的、多元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系统，于是丧失了空间定位能力，不知身在何处，同时又因面对由于科技发展变得庞大而陌生、多变而又难以把握的现实世界，人们已分不清什么是虚幻的，什么是真的，分不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对外在世界也丧失了现实感、深度感和时间感，这时人类的语言体系由于意义的陈旧和价值观念的落后已丧失了整合和分割人们的生活经验的能力，已丧失了描述和演绎外在现实的能力，人们已不能用它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统一起来，于是人们感觉到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会成为现实，无可无不可。这种“什么都可能”的世界观导致人们的生活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