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丧失，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异化作出了全面的批判，然而，随着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态势的深度体验，他们逐渐觉察到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的强大，洞悉到一体化背后的同化机制，因而在考察同化的理性根源的基础上，他们对同化的总体性及其消极影响作出了分析，从而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同化理论。本文主要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代表，厘清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同化理论的基本理路，并指出这一理论的偏失与遗憾，以便对法兰克福学派资本主义理论的完整把握有所裨益。 一 对理性的辩证考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同化起源、建构同化理论的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理性作为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把握人类命运、领略生存之最高潜能的唯一方式，在哲学史上，它更多地被设定为主体所独有的支配自然客体，把握其规律的能力，具有使主体能动性得到张扬和肯定的特质。因此，理性的发展同人的主体性的形成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同一的。然而，理性在协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过程中却又在事实上开启了一个人的主体性遭到拆解的历史过程，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确认逐渐失去了理性的维系，法兰克福学派把理性的这种背反功能归结为理性自身身份转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在人类主体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理性，马尔库塞分别把它们叫作“肯定的理性”和“否定的理性”，霍克海默则把它们叫做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 肯定的理性（主观理性）把“既定的”事实看成是对真理的肯定，从而它主张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反对任何对现存事物的否定；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实证的理性”就是这种“肯定的理性”，其最大特点就是以“肯定”为本质，“诱使思维满足于事实，拒绝超越事实，并且服从既定的状况”（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7页。）。而否定的理性（客观理性）则认为任何“既定的”事实都内含否定性，是与真理不符的“非现实”的东西，只有否定这“既定的”事实，才能达到真理；辩证法所主张的“辩证的理性”就是这种“否定的理性”，其最大特点就是以“否定”为本质，通过以“规定了事物的内容和运动”（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7页。）。的否定性建立批判的依据和价值，通过反对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接受与维护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由于肯定的理性（主观理性）被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努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的东西”（注：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47年版，第8-9页。），因而它事实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本应服务于主体地位之确立、价值之构建和意义之实现的客观理性，在人类总体理性中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它却从人类总体理性中游离出来，凌驾于客观理性之上，遮蔽了理性的否定本质，并消蚀了理性的批判特质，工具变成了支配目的的主体。 从历史上看，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自身演变的产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人类理性本来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通过启蒙，它“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它以自由、平等、幸福诸观念衡量一切，主张人的生活的总体和谐，强调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即它本来是一种客观理性或否定理性。作为理性的人学根基，客观理性代表着征服自然和使人摆脱世界魔境的启蒙精神。由于它追求一种人对自然统治的知识形式，抛弃了诸如实质、因果性、属性一类的形而上学范畴，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通过提炼抽象的普遍性，建立纯形式的或程序化的范畴体系，因而它必然由对人性的张扬转变为对人性的钳制。它赞同社会强迫手段，以被操纵的集体统一性否定每一个个人的意愿。这样，启蒙精神就由客观理性转化为主观理性，即“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结构的单纯的协助手段”（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变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为固定目的服务的一般工具。 在当代，工具理性通过显现为技术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而表现出它的专制与蛮横。马尔库塞指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控制“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这种体现在技术控制中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合理性，并通过技术合理性进而显现为政治合理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业化的技术已是一种政治的技术，“技术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其中，“科学地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设施中，这些技术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设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技术作为一种操作体系和文化形式，一方面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合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