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学人的视野中，有一个名字总是若隐若现地在人们的面前闪过。人们似乎知道他，似乎又不太了解，他就是马丁·布伯，当代“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James C.Livngston，《现代基督教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84页）。在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一系列影响现代社会的伟大人物：马克思、弗洛依德、卡夫卡、爱因斯坦、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等。但我们却常常淡化了他们的犹太背景，我们对于犹太传统依然很陌生。西方文明主要源渊之一的希伯莱传统一直没有象希腊那样受到我们重视。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两希（希腊、希伯莱）乃西方文明之两翼，带动着西方文明的前进（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83页）。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文明在我们的视野中却只是由希腊文明带动的一部独轮车。这势必造成对西方文明理解上的偏颇。马丁·布伯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在于，他向世人表明：犹太教决不仅仅是头戴高帽、两腮浓须的拉比世界中的古老传统，而是生活和思想在当代的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布伯试图超越犹太教固有的那种狭隘性，超越文化上和民族上的束缚，直接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以浸淫于希伯莱文化的思想，来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因而，马丁·布伯的思想能较普遍地为西方思想界所重视、吸纳，而他也成了当代犹太思想家的代言人。 一、马丁·布伯与西方哲学传统 任何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能得到世人的瞩目，则必然意味着他的思想切中了时代的问题。本世纪初，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欧洲沉浸在危机意识中。斯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胡塞尔也在探讨欧洲文化、科学危机的根源，寻求着哲学的拯救之途；海德格尔更是指出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遗忘了存在是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的缘由。这种危机感同样牵动着一批犹太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当属弗兰茨·罗森茨魏格(Franz Rosenzweig)和马丁·布伯，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以犹太思想为背景，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提出批判，尤其是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传统提出批判，从而开创一种与西方传统世界观有别的新的思想维度。 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贡献不胜枚举。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在中世纪，迈蒙尼德的思想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兴盛；而近代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又肇示了德国的绝对唯心主义。马丁·布伯则无疑是本世纪存在主义思潮兴起的先驱者之一。他批判西方哲学传统，提出自己主要思想的代表作《我与你》，该书出版于1923年，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出版还要早好几年时间。 在马丁·布伯看来，“本世纪的疾患无与伦比，它集一切时代之病症于一身”（马丁·布伯《我与你》三联书店86年版第75页。以下《我与你》引文只注页码。有些译文据The Scribner Library英文版改。），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与上帝的分离，这使我们时代的世俗与宗教生活都成了问题。马丁·布伯在《希伯莱的人文主义》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危机（《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编，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上卷第102页）。指出在近代哲学思想的指引下，人们信奉征服—进步的原则，片面依靠技术，不断脱离自然，已走向了孤立、崩溃的边缘；在社会中，个体沦为“集体”机器的齿轮，人与人相分离，责任感逐渐丧失；在信仰领域，人们已与神圣相背离，无力承担信仰；于是世界的意义只存在于表象之中，世界成了无根基的世界。相对主义价值观，放任的生活方式，道德感的衰竭，成了这个世界的特征。 面对这一世界图景，布伯坚持认为生活于世，必须面对上帝，但这一上帝不是外在于我们世界的、超然的上帝。他根据十八世纪流行于东欧的哈西德主义的教义，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拥有一切事物，渗入所有世界，甚至体现在当下、感性的事物中。这种带有神秘主义的学说摈弃了只是礼仪上对上帝的尊从，强调日常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而人则是一种居间力量，是世俗和神圣之间的桥梁。如何实现人的这种使命，如何与神圣、崇高相联系？布伯认为这不存在于人内心的反求诸己、孤寂沉思的体验中，而是存在于一种相遇，一种对话，一种在人际中的超越，因为“与人的关系本是与上帝关系之本真摹本”（P128）。世俗与神圣间的重新结合，不是体现为一种实体，而是体现为一种关系。 自笛卡尔以降，近代西方哲学以主客体二分为前提，以高扬主体性为己任。至康德，其先验主体完成了对现象世界的建构，只是还留有物自体这一尾巴。胡塞尔想做得比康德更彻底，用现象学的方法从纯粹主体性构造认识世界。但这一思想路径始终逃不脱被指责为唯我主义的命运。后期的胡塞尔认识到此路不通，遂提出主体际学说，认为哲学不可回避“他人”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文明的危机肇始于近代对于主客体的划分，以及过于追求主体性，没有认识到人首先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与“他人”的共在，主体自我高标特立的地位在现代开始动摇，“他人”问题于是出现在现代哲学的意识中。不仅舍勒、萨特、莱维纳斯等现象学阵营中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大加论述，而且分析哲学家们也从他们固有的思想传统中来讨论“他人”问题。在这一现代哲学版图中，马丁·布伯关于“你”、“对话”、“关系”的思想有其鲜明的位置。在《我与你》中，马丁·布伯从犹太思想传统出发，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东西，决不是“我思”，也不是与自我对立的种种客体，关键在于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两个原初词“我—它”与“我—你”来表达。布伯把近代西方主客体二分的世界观归结为“我—它”关系，他认为“我—它”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它”（客体）只是“我”（主体）认识、利用的对象。在这种关系中，我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不能面对神圣。布伯要世人注意一种真正基本的关系“我—你”，这与西方传统的“我—它”关系是对立的。这种关系来自希伯莱的圣经，来自亚伯拉罕、约伯、摩西的上帝。布伯认为这是人类应有的一种真正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我对“你”的尊重，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深度。在这一点上，人们通常把布伯归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范畴中。但布伯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犹太人背景下的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不同于萨特、加缪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布伯认为：人不是在荒谬中发现意义，而是在平凡中寻求神圣，在“我—你”关系中去发现“永恒的你”。布伯的有神论存在主义也不同于同样有圣经背景的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基尔凯戈尔主张“慎与他人交往，独与上帝来往”，而布伯强调的恰恰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体会世界的意义，体会上帝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