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0.04.009 一、问题的提出：接近东亚的可能性 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德汉学界来说，中国早不再是唐诗中田园牧歌般的永恒胜境，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进程，也否定了一度流行于西方的中国政治神话。中国并不神秘，有自身的演化规律和运作法则，有自身的困难和曲折，也有改革和突围的勇气，这对她的外部观察者提出了新要求。思考如何重新接近中国的路径，如何实现和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对象的交流，是摆在汉学家面前的急迫问题。 《波鸿东亚研究年鉴》于1978年由波鸿大学东亚系创办，虽然刊名以“东亚”为对象，内容上却以中国为侧重点，成为西德方兴未艾的中国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年鉴》把具体研究的框架条件作为优先考虑的话题。1978年第一辑主题为“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因素”，1979年第二辑主题为“科学在东亚：历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1980年第三辑主题为“东亚研究：历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都涉及东西方文化和知识系统间关系，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问题。 1979年《波鸿东亚研究年鉴》“编者前言”反思了东西方学术体系的区别，颇具元理论探讨意味。系统独立是系统论的基本前提，但前言执笔者克拉赫特(Klaus Kracht)认识到，在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形势下，一个完全自治而独立于东亚自身研究程序的西方的东亚研究已不再可能，东西方的研究必然会相互渗透和影响。但实情为何：东西方研究者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相同术语下是否隐藏了不同含义？何种程度上可以说，东西方学者遵循相同的科学话语形式？要确立西方的东亚研究者的自身身份，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提出来的。 要实现自我认同，就要清楚东西方研究方式的差异何在。但克拉赫特言外之意是，西方学者相比于其东方同行，有何优势。他给出几个临时“坐标”，以概括东亚现代学术的特征。第一个坐标是学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nationale Neuorientierung)。将学术用作“民族国家的定位学术”(nationale Orientierungswissenschaft)，无论在中、韩或日本都成了新传统，以“内/外”二元对立为基本结构。学术实际上成了寻找民族身份的工具，这一倾向远远胜过西方学术界，而这是和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身份危机相关联的。第二个坐标是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克拉赫特说，谁读过顾彬对于中国在文学研究上“非辩证方面”的批评，就会质疑，中国自身的文学研究在严格意义上可否称为“学术”。学术和社会实践乃至政治密切关联，从西方市民阶级传统的角度来说无疑是落后的，因为它妨碍了科学研究主体创造性的自由展开。究其原因，克拉赫特认为这和儒家传统相关，中日韩的现代学术都受到儒家深刻影响，而儒家学术——“学问”——从根本上说立足于实践，学术和伦理须臾不离，学术的目标是实现“仁”的理想。故不难理解，为何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中国当代学术中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代中国对于科学的态度”实为“一种儒家科学观念的遗产”，而文学批评仍要起到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劝善惩恶”之用。①第三个坐标是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在过去西方人眼里，亚洲语言的含混性特征导致了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科学研究。克拉赫特这一辈学者自然已摆脱了老旧观念，同时也意识到，现实本身就是含混的，清晰的科学语言不啻对于现实的人为干预，是要赋予“无框架”的生活本身一个框架，这一导向常常遭到东亚学者质疑。但克拉赫特也渴望知道，经过数十年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概念语言系统是否已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使其人文科学和韩日两国产生了重大区别。 既然东亚有自己的学术认知方式，西方的东亚研究就面临两难：如果不和东亚的学术系统保持批判性关系，可能沦为对方意识的简单反映；但如果将自身学术传统的标准绝对化，又无法为自身意识赢得新经验。这是自我指涉和外来指涉的矛盾，合适的道路是保持两种导向的辩证张力，在更高层面反思东西方学术各自的优缺点，同时要意识到，“学术”的涵义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深刻。 1980年《波鸿东亚研究年鉴》“编者前言”又是一篇深入的元理论反思，副标题为“言说‘东亚’：缺失的语言、此在的语言”。为了打破独语格局，克拉赫特特别采取了A和B虚拟对话的形式，不过他提醒读者，不要把对话双方A和B当作真实人物，去猜测各自代表了谁的立场，可见前言力图达到德国东亚学的集体意识层面，探讨研究本身的条件和可能性。克拉赫特指出，有三种西方语言在言说东亚：“缺失的语言”(Sprache des Mangels)、“启示的语言”(Sprache der Offenbarung)和“此在的语言”(Sprache des Daseins)。 “缺失的语言”从求同角度出发，寻找欧洲的对应物，却在东亚之旅中发现了令西方市民阶级不安的众多“缺失”。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是在东亚市民阶级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的拥趸想在东亚见到现代经济伦理的萌芽，然而《儒教和道教》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缺失”一词。弗洛伊德的信徒试图寻找儒家象征体系中的父亲形象，故而为“东亚自我”中俄狄浦斯冲突的缺失深表惋惜。《爱弥儿》和《威廉·麦斯特》的读者指责说，东亚小说中缺少早期市民阶级对自我发展的描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同道在早年鲁迅的“希望”概念中搜寻“到何处去”的问题(影射汉学家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的论文《鲁迅和“希望原则”》)。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从古典时期到新殖民主义时代，它一直在为政治上的压迫话语提供辩护策略，也对西方的东亚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可能导致东亚的东亚研究也欧洲化，从而使西方中心主义失去了可与之抗衡的东方中心主义。克拉赫特担心，东亚的研究者在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或帕森斯等影响下，可能全盘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论述前提，将“缺失的语言”内化。自身传统中不符合西方市民阶级的情感、思维结构和内容的东西，要么被忽略，要么作为落后之物遭到批判。不过，他心目中欧化的东亚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语言批评因此不可或缺，必须在“同”中发现微妙差异，在东亚语境中重新审视“市民阶级”“科学”“传统”等概念，比方说，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Tradition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文的“传统”或日语的dent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