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化以来，不同产业生产率与收入之间的差异，促使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形成了城市化浪潮。历经狂飙的城市化初级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正呈现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聚集等新特点。都市圈一体化主要受“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游走便利化和市场资源配置规律的驱动。经济联系加强、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创新发展正在改变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以当日往返通勤范围所形成的生产经营、日常生活都市圈，提高了单一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与溢出效用，激发了巨大的财富增长效应与生产生活便利。《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发表了邹诗鹏教授的文章《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以下简称邹文)，是一篇哲学视域下城市发展研究的创新成果，其以都市一体化及都市圈背景下的中国城市间关系为考察对象，透视城际空间生产及不同都市发展的联动与融合效应，作者发现：中国都市一体化进程在加速，不仅郊区迅速城市化，使得城际空间迅速发展，甚至乡村也在成为都市空间。① 西方也存在城市圈形成的城市际性，典型的城市际性主要存在于都市圈的核心地带。全球化社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都市发展逐渐形成都市一体化及都市圈发展模式，并凸显城市际性，邹文“城市因市场以及城市竞争，会增强城市的内核性特征并排斥城市际性”的发现和判断均是准确的，城市际性包含着一定的乡村或城镇因素等见解也新颖独到。在对策建议方面，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城市际性不能泛化和滥用，提出培植具有全球化功能及价值的都市际性，应当成为发展和巩固世界市场的基本方略亦是合理的、有预见性的，为更深入部署和推动下一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邹文的发现和结论也存在某些矛盾之处：一方面赞成“城市际性体现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调都市的市场性质”，另一方面又想强调“空间生产其实也应有计划性和规范性”，但事实上自由市场与计划管制是不可兼得的两面体。与此同时，笔者对邹文提到的“某种资本逻辑支配而形成的畸形的都市空间”不敢苟同。资本并不必然带来“恶”，资本之所以作恶，制造畸形的都市空间，更多是因为缺少制度制衡下的权力区隔与权力寻租所致，而非资本自身是“恶之花”。在条块分割严重、诸侯经济特色鲜明的国情面前，区域合作的难度很大，建立“促进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环境生态共治共保共享、重大政策资源共享”的新平台和新机制，关键在于善待与善用资本，激发民间活力，寄希望于松绑减负而非依靠政府有形之手，才能真正释放市场机制的伟大力量。 城市际性：概念与类型 与城市产生类似，人口集聚主要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人口集聚既符合宏观经济学规律，也符合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微观内在需要，人口聚集于都市圈产生同城化、一体化趋势，使得“城市际性”概念进入日常生活。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因都市圈而出现的“城市际性”(interurbanity)概念尚未达成共识，邹诗鹏教授率先尝试将其定义为“随着都市一体化区域及时空压缩而出现的不同城市生活的事实性的同城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城市际性定义为城市间因人流、物流、信息流与资本流而形成的城市间关系的总和。因此，城市际性可视作城际关系的理论表述。只要城市间关系存在，城市际性就存在，因而城市际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只是在传统社会，因受交通、通信等限制，城际联系较少而表现出更多的独自发展的弱城市际性，而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等的发展，城际联系增加而表现出更多的联动发展的强城市际性。 经过40年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过程，中国的城市群与都市圈雏形已现，并从过去龙头城市“一极独大”“强势领跑”的单极化格局，逐步转化为“多中心格局”。②都市圈内，城市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竞争，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背后，有两股重要力量推动——市场机制与政府“有为”干预。 城市际性可以按照不同的维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隔离与融合、独立与依附、平等与不公、互利与互害，等等。在都市圈的权力与资源分布拓扑结构中，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往往承载着现代经济的核心大脑，依托信息、技术与金融等要素，在市场机制催动下的立体性投入是城市群积累财富与激发创新的倍增器(amplifier)。因此，中心城市更多表现为独立取向的城市际性，而周边城市则更多表现为依附取向的城市际性；中心城市有天生的地方自我保护主义的隔离姿态，而周边城市更渴望区域融合发展。 制度、城市不平等与城市际性 (一)制度的影响 制度不仅对人口迁移流动带来决定性影响，也影响甚至左右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人因生活在制度之中而很难摆脱制度的限制，因而不同制度国家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有根本性的不同。例如，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崇尚集体主义，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崇尚个人主义。城市一体化以制度一体化下的资本、信息自由流动、公民自由迁徙权保障为前提条件。在西方，由于允许自由迁徙，也不存在明显的制度隔离与制度歧视，因而城市间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然状态，而在中国，由于制度隔离，城市间更多表现为一种人为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