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倾向总是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如果说前者以确定性与终极根据的“奠基”为宗旨，那么后者则以基础的消解为己任。经历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基础的构筑与拆毁之间的循环并未了结，本文所论述的德国先验主义者布伯纳(Rüdiger Bubner,Prof.Univ.Tübingen)与美国新一代实用主义代表罗蒂(Richard Rorty,Prof.Univ.Varginia)之争，实际上是新一轮循环的展开。布伯纳利用了斯特劳逊对康德的解释，把“先验演绎”表达为“自相关”的论证结构，其目的是把“认识的根据”转换到“意义的根据”，为语言“奠基”。对此罗蒂持怀疑态度。他所反对的不只是布伯纳等人的尝试，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从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的先验主义立场。可见他所反对的不只是某一种基础主义，而是任何称之为“基础”的东西。 一 我们先从本次争论的焦点——“自相关”问题谈起。通常“自相关”(Self Reference,Selbstbezüglichkeit)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一是以前提的循环构造为特征的自我意识；二是指引发悖论的自谓或者涉及自身的表述。分析哲学最初致力于语言的形式化，试图消除日常语言中由自谓引起的表达混乱。由于罗素和塔尔斯基的解决方案不太自然，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无穷倒退，前一种形式的“自相关”才引起分析哲学家的普遍关注。这种“自相关”已不再是逻辑层次的混乱，而是任何理论的“奠基”都必须正视的方法。按常识，一个体系赖以成立的前提不能仰仗另一体系来论证，否则会产生无穷倒退；同时也不能在体系内论证，不然会陷入循环论证。不过这个两难是可以克服的，因为人们发现在“先验演绎”中，康德在构筑认识的基础时使循环论证合理化了。一时间，“先验演绎”成了语言哲学解决基础问题的范例而倍受重视。 触发关于基础问题争论的直接动因是斯特劳逊对“先验演绎”的解释及其先验主义立场。他认为先验哲学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内在形而上学，与语言分析的目标完全可以相容。为了解决基础问题，我们可以经过梳理，更有节制、更少争议地吸纳“内在形而上学”。康德曾明确指出，“批判”的工作就是人类认识的重新奠基。斯特劳逊对“演绎”的独特的解释，首开了分析哲学转向基础问题讨论之风。按他的解释，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分离出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形式条件，就叫“经验一般”。对“经验一般”的认识便是“先天的综合认识”，它构成了先验形而上学的核心。当然“先验的”一词与“先天的”不同，不是指纯粹的形式，而是指认识形式的有效性。正如康德所说：“经验一般的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可能性的条件”。(A158,B197)如果把认识的诸条件统统作为对象的话，就有了“先验认识”的问题。为使“先验认识”成为可能，我们还需要假定一种能将被知东西与能知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先验主体。通过主体的自我意识，我们设定经验的界限时，就可以不必像旧形而上学那样诉诸于经验界限以外的东西。对经验的限制是经验的自我限制，完全可以在经验视界内完成。这就是斯特劳逊解释“先验演绎”的基本框架，我们称之为肯定性的“自相关”。 在探讨了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后，斯特劳逊着手解决“对象”的可能性。他的策略是“经验一般”可能性的条件也就是对象可能性的条件。能满足该条件的“对象”应该是独立于经验主体与特定经验的某种持续存在的，因而是客观的东西。除此之外的，一切可能的对象都应严加排除。按“经验论的基本教条”，似乎只有“纯感性的质料”或“原子事实”才是真正的经验对象，如果真是这样，经验论最终会导致否定认识客观性的怀疑主义。在反驳经验论时，斯特劳逊采纳了整体论的观点。任何单一的、片断的感性质料只有放到“我们既有的概念资源”中，并通过时间中连续的综合才是可理解的。因此，当我们否定了自己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时，就必须导致怀疑主义。（斯特劳逊：《意义的界限》，London,1966,p.109）于是便出现了否定性的“自相关”。该论证是用“别无选择性”来排除论敌，维护自身的正当性的策略。这种策略不同程度上被布伯纳与罗蒂继承和运用，成为“先验论证”的范型。 二 到了70年代，开始于本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又走到需要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语言分析方法长期以来沉湎于对语言表达作细枝未节的分析，与哲学特有的基本的断定理论相距甚远。返回先验主义的倾向试图在“实路的理论”与“断定的理论”之间给语言分析重新定位。 布伯纳对“先验演绎”的理解是从证明(Demonstration)与论证(A-rgumenation)的区分开始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证明方法由于具有普遍必然的强制力，使数学成了一切科学、甚至是哲学的典范。另一方面，从古代罗马的修辞学演变而来的论证方法由于缺乏普遍的强制力，其说服的功能和有效性往往只限于在场的论辩对手。由于培根的《新工具》，又使论证方法在近代科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两种方法的地位从根本上被颠倒了过来。论辩术中用于寻找例证的方法（归纳法）使科学建立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相反，证明方法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反倒沦为语言学中的修辞工具。布伯纳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饶有兴味之处在于对上述颠倒作出确认。旧形而上学所执着的推理证明已成为产生幻相的渊薮，被划归到“辩证论”。这样一来，为经验科学奠基的使命落到“分析论”身上。因此分析的方法本质上不再是证明，而应该是论证。（布伯纳：“作为先验论证结构的自相关”，Komunikation und Reflex-ion,Suhrkamp,1982,pp.64-65.后面的引文只注出版年份与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