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9-0001-17 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希腊，产生了一门被称为“philosophia”即“哲学”的学问。“Sophia”是关于世界事物的一种普遍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甚至是具有一定神秘性的绝对知识，哲学就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以诉求于对这种知识或“Sophia”的理解和把握的一门学问。正如胡塞尔所言：“希腊人称之为哲学。在其原本的含义上正确翻译的话，哲学指的就不是别的，而正是普遍的科学，即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关于整个存在的普遍统一性的科学。”①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不同的另类的知识”②——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phonesis，后人称之为“实践哲学”)开始受到重视，并作为与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Episteme)不同的知识被独立和单列出来，“实践哲学具有一种特殊的独立性”③。可以说，正是被伽达默尔称为区分开科学、技术与实践智慧第一人④的亚里士多德，“把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实践哲学置于同理论的理想和理论哲学的相互设定关系之中，由此而发展了实践哲学。因此，他把人的实践提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⑤。也因此，亚里士多德被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然而，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实践哲学在后续哲学发展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直受制于以探求世界万物之绝对普遍性知识为最高目的的理论哲学之下。康德则是实践哲学发展史上另一位关键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后，理论哲学得以强势发展并构成哲学主导性形态，康德通过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性的批判分析，重新将人的存在和行为思考置于实践理性上来，并建立起一种实践形而上学或道德形而上学，实践哲学传统重新在康德这里得到了接续和发展。而受到康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恢复实践哲学基础上，伽达默尔通过解释学的哲学性发展将作为一门理论的哲学与作为一门实践的哲学合而为一，“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⑥，更为重要的是，伽达默尔在解释学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了“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关于人类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度思考，论述了哲学要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实践哲学会成为主导性理论形态和最具生命力的哲学的重要思想。 一、伽达默尔与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前“两次飞跃” 希腊时期，哲学与科学知识基本上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大体上将人类知识区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与创制知识三种：(1)理论知识(Episteme)，是指脱离具体经验的，以数学知识为典型，指示的是某种不变东西的确定的必然的永恒的知识，诉诸人的理性分析，“能否证明”是理论知识成立与否的根据。除了数学、物理学、神学之外，亚里士多德也将“第一哲学”(也称“第一科学”或“形而上学”)归为此类知识，这类知识可教亦可学；(2)创制知识或技艺知识(Techne)，是一种针对具体经验对象的技能性知识，“所有技艺知识只是某种个别的东西并且服务于个别的目的”⑦，这类知识是特殊的、具体的、局限的，也是可教亦可学；(3)而“实践知识”(Phronesis)与前两类知识具有本质不同，它是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之反思性的知识，是在人的存在行为具体活动中确立起来并加以运用和体现的知识，这类知识不是固定永恒的，而是会随着不同的实践处境有不同的和复杂多样的变化，此类知识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人的存在性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实践智慧”，因而它是无法教也是不可学的。⑧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具体分析了实践知识(实践智慧)的五个特征，即，“变化性”是说实践知识探讨的对象和领域是可改变的，“反思性”是指实践知识是关于人们行为活动的一种理性反思，“目的性”反映的是实践知识是以实践本身为目的，“生活整体性”是说实践知识考虑的是人的整个生活，“特殊性”则是指实践知识更关注特殊事物的知识，强调经验在知识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知识“三分法”，将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单列出来，认为它不是确定必然的，但同样是人们存在行为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知识，这类知识不属于理论哲学或理论智慧“Sophia”，而是一种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phronesis”，从而创立了“涉及人类生活中善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的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知识是一种关于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的至关重要的知识，由于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活动，是根据目的选择合适的手段，因而它更被看成是一种理智的智慧，内在于人的一切行为，是行为的本质部分。由于实践涉及人类事务的全部，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本身，这种实践知识就要在具体的实践行为过程中来完成自己、实现自己，“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⑨。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知识从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中独立出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真正创立了实践哲学，并对实践哲学本身的任务、性质和目的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对此，伽达默尔就评论道：“正是亚里士多德才第一次建立了同古老的、起源于宇宙学的理论相独立的询问善的实践——政治问题。亚里士多德用一句简练的话，即‘一切追寻知识、能力和选择的努力都趋向于善’，开创了对人的实践的——即《伦理学》的研究。”⑩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实践哲学，还就实践哲学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的知识是将古代系统的全部科学和艺术集于一身，是“科学的‘最高体系’”(11)，“研究至善的学科，似应属于在学科中最有权威、并占主导地位的学科”(12)。不过，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摇摆的，他一方面肯定了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的独特性和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强调理论哲学尤其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具有“第一哲学”的地位，因为这种哲学不与具体经验事物相关，而是探讨世界万物的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必然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13)。理论科学本身“便凸显于生活可能性的广大序列之中，它是一种最高贵的实践类型”(14)。这种立场和看法，正如同胡塞尔所评论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还是普遍认为：“理论哲学居于第一位。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15)就此，伽达默尔也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首先发展了实践哲学，并在人的活动中发现了秩序观念以及首先研究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他同时却给予理论生活的理想以优先地位”(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