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0)05-0094-08 近年来康德的历史哲学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对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解：第一个问题是，康德是否放弃灵魂不朽的公设，而用类的延续取代它。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是盖耶和刘凤娟，他们都认为，康德在历史哲学中用类的延续取代灵魂不朽，类的延续达到的最终状态是类的道德的完善，也就是实现伦理共同体①。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哲学是否应当包含着伦理共同体。阿利森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并不认为康德放弃了灵魂不朽的公设，而是认为历史哲学应当包含着伦理共同体。在他看来，康德的历史哲学属于《判断力批判》的第二部分“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虽然似乎可以合理地期待历史在道德性的禀赋的完全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历史哲学所涉及的自然的终极目的与道德性的关系不大。他提出一个设想：在康德那里，达到道德的状态，即实现伦理共同体，不是诉诸国家，而是诉诸教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他的设想是，康德的历史哲学不仅包括实现合乎法权状态的过程，还应该包括实现伦理共同体的过程②。 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它们都涉及康德的历史哲学与伦理共同体的关系。其区别在于：探讨第一个问题的学者们认为，康德已经用类的延续以及类的延续所达到的伦理共同体取代灵魂不朽；探讨第二个问题的学者们并不认为，康德放弃了灵魂不朽，并以类的延续取代它，而是认为历史哲学应当包含着伦理共同体。综合起来看，如果康德以类的延续取代灵魂不朽的公设，类的延续所达到的是伦理共同体，那么以类的延续为对象的历史哲学，就包含着实现伦理共同体的过程。如果灵魂不朽的公设依然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可以被取代，那么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否包含着实现伦理共同体的过程，依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理清，历史哲学为什么要以类的延续为对象?历史哲学给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引发何种类的希望?历史哲学是否给人引发个体的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康德最明确地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希望”的概念，人做了道德的事情之后有获得幸福的希望，他把这种希望的可能性放在道德神学里。本文把“希望”理解为理性存在者所要达到的状态以及对实现这种状态可能性的考察，尤其是后者③。 一、历史哲学与类的延续 《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1784)是学界目前关注的康德历史哲学文本。康德在此文的开头提到，不管哲学家们对自由意志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作为自由意志的现象——行动显现在自然世界之中，具有时间性，受到自然法则的规定。具有时间性使行动有可能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纯粹的自然现象具有时间性，但是它不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自由意志处于本体领域，不具有时间性，也没有这样的历史。只有既具有自由意志又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时间性的存在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人的行动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方面，它是自由意志在现象世界中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它具有时间性。因而，它是历史哲学考察的对象。人的行动具有双重的性质，它自身是现象，却具有本体的原因。所以，历史哲学既不属于以纯粹现象为对象的自然哲学，也不属于以自由意志为对象的道德哲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 作为个体的人的行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对象。历史哲学“宏观地考察人的意志之自由的活动时，它能够揭示这种自由的一种合规则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在个别的主体那里杂乱地、没有规则地落入眼底的东西，在整个类那里毕竟将能够被认做其原初禀赋的一种虽然缓慢，但却不断前进的发展”④。作为个体的人有违背理性法则的可能性，对于他的行动难以找出确定的规则，因而，历史哲学不是考察个体的行动，而是通过分析类的活动来考察类的延续所可能具有的规则性。康德举出斯密在《国富论》中“看不到的手”的例子，在斯密看来，诸个体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却在整体上促进公共利益。不过康德并不认同历史的发展是逐步促进公共利益，而是设想，如果存在历史哲学，那么它应当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逐步发展人类自身禀赋的过程。在笔者看来，这些禀赋是康德在后来《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所提到的人的动物性的禀赋和人性的禀赋，它们的完善有利于人格性禀赋的发展。 在历史哲学的对象——类的延续中，类的活动具有什么特点呢?“人在其努力中不像动物那样仅仅依照本能行事，但也不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在整体上依照一个商定的计划行事，所以，他们似乎也不可能(像蜜蜂或者海狸那样)有一个合乎计划的历史”⑤。动物按照本能活动，它们发展有确定的规则。世界公民与目的王国中的元首和成员不一定按照道德法则行动，但是他们会相互协商，按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则来行动。人类不同于动物，他们除了本能之外，还有理性，但是人类也不同于有理性的世界公民，因为从经验的观察中得知让人沮丧的结果：“最终一切在宏观上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交织而成的，常常也是由幼稚的恶意和毁灭欲交织而成的，那么，人们就无法抑制某种不满。”⑥人类作为整体难以像世界公民一样商定出能够普遍遵守的规则，即便有这样的规则，人类也经常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背这些规则，因而哲学家难以形成一个确定的概念来说明人类历史到底会如何发展。 如果哲学家找不到这样的概念，那么他就无法说明历史哲学到底是什么。幸好存在另外一种出路，即“既然宏观上根本不能在人及其活动中预设任何理性的自有意图，他便尝试看能不能在人类事务的这种荒诞进程中揭示一个自然意图”⑦。人类的活动杂乱无章，哲学家无法从理性的角度说明人类到底要向何处发展，只能从无规则的诸多现象中，为自身寻找出一个意图，使这些杂乱的现象可以得到理解。康德接着以开普勒和牛顿作为例子，“自然曾产生一位开普勒……并且曾产生一位牛顿”⑧，开普勒发现可以解释杂乱的行星运行的三条法则，牛顿进一步指出这些法则的普遍原因——万有引力。在康德的体系中，万有引力属于理论领域，是对自然的建构性解释。康德提到他们，不在于说明历史哲学也有某种建构性的解释，而在于强调自然有意地产生他们，是为了使自然的诸多现象能够得以解释。相应地，自然也会产生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让他发现类的延续所遵从的法则以及诸法则最终会实现何种意图。与理论领域的区别在于，历史哲学的自然意图不是建构性的，即这种意图不是说类的延续是按照某种确定的计划展开，而只是理性为了使这种延续能够得到理解而自我寻求和发现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