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将第三世界文化的本质概括为一种投射了政治的民族寓言，“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这句判断的确适用于早期新移民文学中的叙事伦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一批新移民作家们执着于书写远离故国的夹缝人生中的失根之痛，家国寻根叙事在早期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本中整体呈现出一种第三世界游离于西方文化之外难以融入的边缘感。 随着全球化时代下文化壁垒不断被打破、文化交融不同程度地实现，人们对于文化差异与认同的适应与认知也不断更新，中国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也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带来文化自信。凌岚在短篇小说《离岸流》中，讲述了一对华人夫妇“我”和妻子“红雨”在洛杉矶遭遇抢劫以致妻子流产、最后选择给未能出世的小生命海葬的故事。小说起首如此形容洛杉矶：“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看到它时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会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②可是“离岸流”是不适合游泳的，学名“裂流”，是一股射束似的狭窄而强劲的水流，常常在海水离岸的回流中不可预见地将游泳者带离岸边、转向大海，在此似乎想隐喻移民生活带来的强烈冲击和危机重重的不确定感。而以洛杉矶为地标的美国却仿佛是一个海洋，新移民在这个充满了看不见的暗流的海洋里逐浪弄潮，离岸流不停地朝着远离海岸的方向将他们推向大海深处。这是一场持久而坚韧的旅行，离开母国的个体带着他们“清凉败火冬瓜海带汤”的华族基因，在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历史洪流与海外空间中随流飘荡，但却有必然的坚定的信心要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活上好几辈子，“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近年来，呈现在北美新移民作家笔下的家族寻根叙事已然发生了质变，回望家园、追溯历史早已不是出于逃离的策略和文化自卑，而是怀着文化自信沉潜历史深处去挖掘，是对原生族裔之根的探寻，是对镌刻着共同符码的国族文化的自我诠释、审视与建构。新移民的写作通常既立足本土文化又拥有开阔的世界文化视域，并且还可以同时超然于原生国和在地国的文化场域，从一个局外的、第三空间的眼光来观照各种文化现象。在两种或者多种文化的共生场中，重叠的疆土和纠缠的历史难以避免地给处于接触区的新移民带来阵痛和冲击，但在多元文化中最终生发出糅合了家族寻根和本土认同的双重甚至多重认同也是可以期待的，他们的写作不仅携带着鲜明的民族符码，同时也表征着新鲜的世界文化的气象。 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抵抗失语的族群记忆书写，是一种国族文化和历史的自我诠释与重审，世界华文文学可以看作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于族群想象共同体的一种文化建构。无论是以华语之语言形态还是华文之文学主体作为整合的前提，北美新移民文学中自始至终都饱含着丰富的家国意象。容纳在多重意象文本之中的家国渊源正是新移民作家潜入历史深处寻求文化之根的努力，并且在这种家国情怀的观照之下得以理性审视自我与他者，生发出一种立足于族裔历史而兼具本土与世界的文化眼光和多重认同。我们可以期待这种认同将打破各种自设或者他设的框限与边界，从而为华文文学获得超越离散、多元复合的全球化视野。 一 重返历史现场的家族寻根书写 薛海翔在《长河逐日》写作琐记中如此感喟：“历史，是一条长河，横亘大地，苍茫雄浑，看不见发源地，找不到入海口；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大河中载浮载沉，追逐理想，追求幸福，犹如夸父拄杖疾走，追逐太阳。”③母亲的去世令薛海翔意识到随之而去的是上一辈的消失殆尽，自己已处于家族大树的顶端。“在他们都已远去之时，对他们如何走过一生不甚了了，对从哪里来也不曾真正关注，更没有真正赋予过兴趣”④，作家决定循着父母走过的生命轨迹去开启一段探查和研究家族历史的旅程。正是这种探求历史真相和人生真实的欲求推动他，决定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重返历史现场，在上一辈驻留过的土地上如同探矿工程师一般“翻开土地表层，寻找矿石样本，查验所含成分，探究构成这个奇迹的基本元素”⑤，与这一场家国的记忆正面相撞，并且秉笔直书。 《长河逐日》的深沉和厚重在于，这不仅仅是一部家族寻根的历史，更是一部从个人切入时代、从家族映照国族甚至跨越种族和国别，辐射至整个亚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潮的历史。父亲是马来亚霹雳州怡保华侨，青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母亲则自幼生长于苏北涟水的小镇，经历土匪绑票、家道中落之后参加新四军成为一名医护人员。父母都以一己之身参与了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在鲜血与烈火的考验当中戎马半生，是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当事人和参与者。所以，这一场家族寻根之行便与20世纪那场烽火连天的国族史相连相通，不同个体的命运聚合成为一串民族的符码，宏大的历史便于这一个中国红色家庭的缩影中沉浮隐现，记忆的碎片还原出来的是一幅重构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版图，家族寻根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华族裔和国家的历史寻根。作家以时间和空间为节点，不断转换坐标，忽而在马来亚槟城，忽而在中国苏北，地标参差交互，仿若暗夜中闪烁的点点星辉，遥隔千里而相互辉映。虽然“他们隔着海洋，高山，原野，大河，隔着很多国家和种族”⑥，却串联起父亲和母亲在各自平行空间中绵延的人生旅程。南京、杭州、徐州、扬州、上海，皖南事变、南麻临朐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无论是中国地图上默然永存的各个地名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有据可查的历次关键节点，都在文本中昭示着非虚构写作真实可感的力量和寻根叙事悠远深重的理想诉求。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战事的进展，父亲和母亲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也不断推进，作为旁观者的作者和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短暂的交集，而又在七年之后一别两宽、各自天涯。当薛海翔从他衡山路的寓所窗口凝望着1949年“穿着浸透汗渍和硝烟的军装”、打着绑腿、扛着步枪进入上海的郭永绵时，我们早已穿过70年的时空知晓在浓荫满目的尽头等候着他的，将是越过辽阔的江淮平原来到第二军医大学的薛联，此后“我”的人生得以在上海安置、展开。父亲与母亲多少次彼此在同一时空下擦肩而过却并不自知，多少次近在咫尺却又各奔东西，时代就这样深切地渗透进个人的生命当中，掌握着他们命运的走向，个体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地一路前行，却也在一呼一吸当中以血肉之躯介入家国历史的成型和书写。这种设置一个旁观者从未来的时空不断回到历史现场去回望、解说甚至审视过往的写法，打破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限制，使得读者时而沉浸在人物的命运遭际中与主人公同气相连，时而又跳脱开来远距离地勘察个人与时代、与国家之间那种血脉相通、彼此纠缠的联系。薛海翔辗转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家国寻根叙事既赋予了《长河逐日》以真实的历史感，又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之光，既“昭示了时代的正当性，也展现了历史的局限性”⑦，既是作家一路寻来的生命前传，也是那一代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家国情怀，既是想象原乡的文化乡愁，更是追寻身份认同、重构国族记忆的离散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