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3-0025-15 方纪是当代文坛上一位个性鲜明、充满激情的作家，他不仅是抗战前就已投身革命的专职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还是一位执著地探索艺术真谛、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诗歌领域都留下了具有时代坐标性意义的作品，如他的《来访者》当时虽饱受争议，但现在却成为普遍公认的十七年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翘楚之作，该小说即时性地写出了一位栩栩如生而又可叹可憎、多义暧昧、意味隽永、寓意丰富、原生型的“右派知识者”形象，可见其在创作上的功力非凡。作为天津市文化局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文联党组书记的方纪在新中国成立后却一再因为作品的出格、歧义而遭受批判、质疑，这种颇为吊诡的命运，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加以深思、探讨的。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方纪这位积极而坚定的革命者和大家公认的才子型作家一再地重蹈覆辙？方纪受批判的问题根源在于政治还是在于艺术，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较为合理、合度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等等都需要我们在今天进行重新的思考。方纪从来不是一位在政治上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的作家，关于他的创作与为人，他的结交40余年的老战友、著名评论家冯牧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方纪给人留下的印象首先是有才，“他才思敏捷、热情奔放、对生活和文学都有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他笔下很快，对于分配给他写的文章，常常是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①但方纪留给冯牧的更为深刻的印象则是其身上体现着的鲜明强烈的“革命性”，“不管在他身上还保有多少由于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所遗下的迹印，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念都是坚定执着和始终不渝的。我时常有一种想法，与其说他是一个为革命文学事业而孜孜不倦实践追求和探索的勤奋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努力通过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的丰富多样的途径来为革命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的文化战士。”②作为一个十七岁就入团、入党，同年投身于“一二·九”学生运动、十八岁就担任共产党三联县的县委书记，抗战爆发后又率领游击队南下、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方纪，具有极强的为自己所坚信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牺牲的奉献意识，这在他突出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情怀”，一种将自我奉献给一种更高的存在、为一个神圣而崇高的集体主义目标而奋斗的精神皈依感。但除此之外的方纪还有他的另一面，这也就是冯牧所说“方纪的性格是坦率的、真诚的、热情的，有时甚至是锋芒毕露的。”③这也是方纪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的敏锐、善感的精神气质的体现，它可以说是方纪在“政治情怀”之外的“人文情怀”，这同样也是方纪性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出表现为一种自做主宰、依从自己的内心行事的主我、主情和真诚。与世俗态度和市侩作风不同，它鄙夷事大主义，贬斥势利态度、不关心现实的利害，具有一种不谙世故的书生气、不务实的理想主义和反世俗的浪漫主义倾向，这有点类似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和格非笔下的“谭端午”。④方纪的“人文情怀”是从个性解放的要求起步的，但当意识到个性解放并不能真正地改变个人和社会的状况时，他义无反顾地转向革命；当他真正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后，他就需要进行新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调整，以建立起适应于变化了的环境和自我的新的精神秩序，也就是说他需要将既往的两极——政治情怀和人文情怀加以重组，以求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也正是方纪创作的创新性、探索性意义所在，他不是从降维的、功利的角度让文学单向地服从于政治来消除其间的分歧，而是采取升维的、超越的方式对政治和文学双方都进行调整和重组，以政治上的理想主义避免文学上的急功近利，以文学上的同向互动，削弱自我专注的顾影自怜。如此，这就为走出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可能。 “耦合”是一个电子学和电信领域等常用的概念，其本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联合起来的现象。将这个术语引申一下，就指的是两个类之间的联系的紧密程度；它可分为强耦合，也就是类之间存在着直接决定性关系，弱耦合：则是指在两个类的中间加入一层，将原来的直接关系变成间接关系，使得两个类对中间层是强耦合，两类之间变为弱耦合。耦合性是两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基础，但过强的耦合性也会造成一毁俱毁的结果，所以解耦即降低耦合度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将强耦合变为弱耦合，以保持两者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为什么要进行解耦？是因为对象之间的耦合度也体现为就是对象之间的依赖性，对象之间的耦合越高，维护成本越高，因此对象的设计应使类和构件之间的耦合最小，把关联依赖降到最低，而不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而如何解耦就是要减少代码的耦合度，尽量做到各个功能的代码不能交叉编写，编写封闭的代码。我将这个概念借用到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主要是要藉此说明现代性文化诸领域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态势。一般而言，现代性文化就表现为从既往强耦合的政教文合一的方式向现代的弱耦合的分立式的转换，但当这种分立走向极端，政治与文学及诸领域之间的联系脱节、各行其是、或走向单一性的对立、冲突时，解耦化就会为再耦合化取代，也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互动性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这也正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和背景所在。 文学与政治的对立也就是解耦化可以说是现代性文化初起时的必要状态，鲁迅在1927年曾做过这样一个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其中这样说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⑤一般来说政治从其特质上是以对权力的争夺与维持为中心的，而文艺则通常是反抗一切束缚的人的自由精神的象征，由此二者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革命和文艺在不安于现状方面具有同一性，但革命除了理想主义的一面，还有其现实主义的一面，它需要人们的服从、牺牲和奉献才能成功，由此，文艺如坚持其反抗一切权力的反抗性，就会始终处于与一切权力的尖锐对抗中，由此两者的分歧也就无法化解、持续到底，由此留给文艺的只能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定主义之路，其政治立场则突出表现为安那其个人主义。但这并非是现代性文化留给文艺的唯一可能，从现代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属于现代性的文化分化趋势，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特征就在于社会的分化，进而引发文化分化，再进而引发文学分化和文学价值取向的分化。按照马克思·韦伯的分析，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的那种混整不分的宗教——形而上学开始分化的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基本趋势就是要打破宗教大一统的合一格局，走向诸领域的分化和独立。哈贝马斯继承了韦伯关于现代性分化的观点，认为现代性的特征表现在从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分离出的三个领域，即科学、道德和艺术。“自十八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那时它们被人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⑥由此，现代性的文化分化犹如传统大家庭的分家析产、各自成家的过程，艺术也就由此摆脱了来自政治、道德和宗教的羁绊，只忠实于审美自身，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由此，现代性情境下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主要不是二元对立、彼此取代的关系而是分立、自主、并存，各行其是的关系。艺术自律原则为艺术的自由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但因其立足于审美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与自我之外的社会生活脱节，因而最后陷入一种“不可承受之轻”的状态，因此反抗这种现代性的文化分裂和人格分裂，力求找回失落的总体性，于是反现代的现代性文化救世主义开始兴起，而鲁迅所言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正是在这个语境下展开的。1927年的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者，思想还停留在早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消长起伏之中，所以他会抽象地将文艺与政治乃至革命都绝对的对立起来，形成一种激进化的否定主义的文艺观，而这种文艺观对于五四一代的新文学作家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反抗主义的文化观的更为鲜明的代表则是被称为“五四新文化的总司令”的陈独秀，他一生五次被捕坐牢，依旧斗志弥坚，曾写下《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⑦在社会改造思路上，陈独秀属于自居于社会之外的精英设计论者，相信社会是可以以理性为标准设计、建构起来，不相信也等不及社会内部固有的自发扩展秩序的自然演进。而且，这些激进的社会改造主义者还普遍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设想你和这些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辙。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⑧与世俗的价值观念相反，他们推崇个人鄙夷众数，认为失败比成功更高贵，而成功则往往意味着是赝品或粗俗。他们所钦敬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信仰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信仰。这种价值的极端主观化、心理化倾向使其带有了唯我主义、唯意志主义、唯灵主义的个人精神至上色彩，并进而表现为一种文学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以自我吞噬整个世界的自大主义，其弊病正如英国诗人W·H·奥登所言：“因为浪漫主义最危险的倾向是，艺术家囿于自我的世界，自我膨胀或沉溺于想象，把自己等同于上帝的使徒，人类的预言家。”⑨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王纲解纽、异声同啸的社会崩溃、重组时代，被视为是一种能够承担历史重任的必备精神素质，正如龚自珍早在清末所言：“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⑩清末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呼唤的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救世英雄。但这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救世情结恰恰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所要重点克服、改造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