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其间有过成功与辉煌，也有过落寞与争论。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等不同时段，浩然都写出了重要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 《艳阳天》是浩然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但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作品的评价却陷入简单的二分法，即一方面肯定其“生活气息浓厚”，另一方面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对小说整体造成了伤害。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一思路做出超越，即一方面具体分析历史真实在文本中是如何生成了艺术真实，又如何与意识形态的要求相混杂，产生了特定时期的代表性文本；另一方面通过对小说时间处理、结构方式、风景描写的分析，探讨其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的创造性与独特性，恢复其文学经典的定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创作方式可能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一、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及其变形 在不同时期对《艳阳天》的分析与评论中，论者大都对小说中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肯定，但对小说中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不同时期的评价并不相同，侧重点也不一样。大体以“文革”结束为界，对《艳阳天》中“阶级斗争”的评价是颇为不同的：从小说发表到“文革”结束前，对“阶级斗争”一般持肯定态度，而且越到后来评价越高；①而“文革”结束后到现在，一般持否定的态度，越到后来评价越低。② 新时期以来，雷达的意见是颇具代表性的，他认为：“浩然把毛泽东思想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斗争哲学的理论真正引入他作品的结构中来，并成为艺术结构的哲学基础。……这里有种奇特的双重性：假若没有贯穿的动力线——阶级斗争，浩然是很难把生活夹袋中的各色人物吸摄到‘东山坞’这口坩埚中的，他的创作也很难从狭促走向浩阔；反过来看，由于这一贯穿矛盾终究带着人为夸大的痕迹，处身矛盾漩涡中的人物又都在真实生命之上平添着各种观念化的光晕。既真切文虚浮，既悖理又合情，《艳阳天》是个奇妙的混合体。”③在这里，雷达将阶级斗争看作“引入”的外来的哲学基础，并对这一引入所带来的效果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既指出其作为动力线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了其带来的弊端。 而针对《艳阳天》的真实性问题，浩然说：“《艳阳天》里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情景、各类人物，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绝大多数事件，我亲自体验过，绝大多数人，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和反复打过交道，有透彻了解的。《艳阳天》里所描写，没有一事一人是作者靠采访、汇报和看人家的作品、材料抄袭来的，更不是关在书房杜撰编造的。”④周德生也指出：“从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到长篇小说《苍生》问世，在这三十多年坎坷曲折的笔耕生涯中，浩然始终执着地握着一把标尺，标示着自己的每一部作品。这把标尺如果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便是‘真’。求真，可以说是浩然认知功能结构的内核。”⑤ “真实”具有不同的层面，有社会层面的真实，有心理层面的真实，也有艺术层面的真实，有理论视野下的本质真实，也有感觉意义上的细节真实。在《艳阳天》中，诸多层面的“真实”混杂在一起，既不同于作者谈到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不是评论者的简单二分法，而是混杂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以及意识形态“真实”的一种复杂形态，值得我们做出分析。 《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原型是萧永顺，⑥而其中的故事原型则来源于作者在山东潍坊昌乐县的一次经历：“东村的全体干部和社员这一场拼搏的结果，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而我自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同时由于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我十分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⑦ 在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作者的许多经验在转化为“作品”时，经过了不少提炼与变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真实”或“经验真实”是怎么转化为“艺术真实”的，而从中也能看到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制，下面我们以《艳阳天》中的“马老四吃野菜”“小石头之死”，来具体地分析一下。 据作者介绍，《艳阳天》中的马老四，其原型是东村的田敬元，他也有过吃“野菜”的经历，浩然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东村的护秋队由男性的下放干部跟几位大队干部和社员混合编成。四个人一组。轮流值日。凡参加护秋的干部、社员每夜补助夜宵粮——地瓜干面二两。……我和另一个下放干部随田敬元及一位社员为一组。每逢轮到我们的那天，天一黑就到场院集合，我们三个或扫场边，或苫垛，田敬元就为我们点着炉火煮稀粥。等到粥锅烧住了火，他便站起身，一面拍打身上的秽土，一面走过来停在远处冲我们说，俺老婆子在家里给我做了干粮，俺那份粥你们二位喝了吧。 ……隔一天又轮到我们组护秋，田敬元烧完了煮粥的火，对我们说，俺闺女来看俺，给俺送来细面馅饼，俺那份粥不喝了。说罢，他就又离开场院回了家。一连数次，我们每次多喝了一两碗稀粥，再到坡上巡逻走动，肚子里确实好受了许多。有一回，田敬元丢下火棍子走后，我们刚把他留给我们的稀粥喝完，公社就派人来给我下通知，立即到县城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我跑到老保管家，跟他交代一下。田敬元正蹲在灶前，手里捧着黑乎乎的野菜汤喝，根本不像他刚才对我们笑眯眯地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