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联合推出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浩然的《艳阳天》入选。该丛书的推荐语中说道：“丛书精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浩然再次以这样的形式走入我们的视野，这可能引起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作为在一段时间内备受争议乃至备受批判和冷落的作家，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框架内理解和评价浩然及其作品。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似乎整个文学界都在重新评判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者和批评者也都从这个角度来研判浩然及其作品的“品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与同样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家、作品相比明显偏少，但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分野还是比较明显的，其核心分歧主要聚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并往往表现为两种尖锐对立的政治态度的争执”。①近些年又有一些研究成果陆续刊布，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成果是在时间的沉淀中完成的，所做出的各种判断还是比较客观、冷静的。有的成果在总体否定基础上，肯定了浩然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特点和艺术表现，有的成果在总体肯定基础上指出了浩然及其创作上的失误。这些无疑都是今天我们面对历史、面对文学进行深度思考的一种成熟的表现。我们必须得承认，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回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审视，浩然创作上的问题是存在的，对他进行反思乃至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肯定的价值也不能在某种目的性的语境中进行有意遮蔽。在这些研究中，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明辨：一是要不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积累的角度去解析浩然及其作品；二是能不能历史地、文化地看待浩然及其创作。这两个问题统摄着我们今天对浩然的理解，也引领着我们对浩然价值的认识。 站在后世的立场上，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看待历史问题是今天历史研究中常见的情形。文学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常常如此，但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历史研究者所说：“史家犹如侦探，总在事后来到现场。他对结局了然于胸，知晓当事人未知的许多线索，却也因此混入私见，用外来、后出的准则解说历史本身的发生、发展。”②这一观点用在回看新时期以来一段时间对浩然的评价和研究是一样有效的。浩然既是历史中人，也是现实中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浩然的政治追求，还是文学追求，显然浩然是局中人，历史的局限导致出现诸种问题一定是在规则之中。当时的规则不是现在的规则。从现在的规则出发去评判以前的规则，一定会带有后来的规则上的私见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些东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岁月的沉淀以及时代所能赋予的深层思想平台的搭建，有些事情显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价值和洞见。 浩然是在1956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并奠定了他的写作基调，即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曾放弃的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追求。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学观念“是贯穿他一生的文学思想”。③因此笔者认为，浩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纪念并给予敬意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坚守，是最具有“初心”“使命”性质的文学追求。 从社会主义文学的角度切入去讨论浩然的文学创作，首先要提出来的就是“人民性”问题。“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学最为典型的标志，它涵盖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题、创作倾向和文学资源。浩然的全部创作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获得了重要价值。浩然是一位“富于良知和浓厚人民意识的作家”，④他一生都在和农民交朋友，一生都将农民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和读者，对农民和农村表现出了一个文学写作者的最大尊重，这是一位朴素的作家最虔诚之处。浩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强烈的、与生俱来的与农民亲近的情感倾向；二是能够真实地、坦诚地融入农民中间；三是能够始终将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作为表现载体；四是始终将农民能否接受作为其创作的审美标准。这几方面，不仅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具体实践，也是其本人对文学创作上的符合其自身身份和文化属性的基本要求。浩然始终强调他“是在农民帮助和教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认为“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将会导致艺术生命的灭亡”。⑤他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⑥可见，浩然是将自己的艺术生命寓于农民中间，寓于人民当中。 从“人民性”的角度来审视浩然的创作，应该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浩然的关注重点不是“人民性”当中的“生活面”，而是“人民性”当中的“政治面”，而这一点也是后来遭到质疑和否定的原因之一。中国农民阶层既有因袭的传统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属性，也有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现实境况和时代风气所形成的新的品性。前者是其潜在的历史身份，后者是其显在的时代身份。任何一个作家在面对这一对象的时候，都表现出这两种身份的叠加。但因其侧重点不同，作品所呈现出的面貌也就不同。浩然笔下的农民，显然更加侧重表现的是时代身份。无疑，在20世纪40-70年代，中国农民的时代身份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味的。浩然在其主要创作中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侧面。今天的研究者可能会看到萧长春、马老四、高大全、朱铁汉等人身上鲜明的政治属性，认为是不真实的，其实这正是时代特征的反映。浩然在回应质疑时说过，《艳阳天》《金光大道》“所表现出的人物和事件、思想与感情、风景与语言等等，都是当时的社会真实的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真实反应的产物，没有虚假和臆造”，“至于土改以后的农村现状，是不是像《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样，铁面无私的历史事实，是不容改变的。如果互助组、农业社这样组织起来的由穷变富的道路不得人心，五亿之众的农民很快就被发动起来，岂不成了天大的怪事？”⑦青年学者李云雷在谈到浩然的这个问题时也说道：“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中国农民不仅不是落后保守的，而是一种时代的先锋，他们不仅创造着历史，而且同时创造着农民的‘新本质’。”⑧可见，浩然就是通过“人民性”中的“政治面”表达了他对“人民性”深刻而朴素的理解，这不仅在他那一代作家中具有着典型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去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