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伤痕文学”一样，“反思文学”的提出，也是在相关文学作品接踵问世后不久便立即进行了清晰定义的命名行为，它由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而迅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知识单元。这些当机立断的命名，这些迅即抛出的概念，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勃勃生机、慧眼独具以及鹰觑鹘望般的超常敏锐。经过近四十年的“历史化”，“反思文学”在我目力所及的几乎全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获得了默认式注册，在各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永久定居。今天，“反思文学”在文学史讲堂的转述中基本上只是一个定型的知识颗粒，一种内涵和外延都边界清晰的概念呈现，有着固定的意义绑定和统一的符号表征。与它最初命名时的“敏锐”必然相伴的某些“草率”，如今已被自动忽略；在概念的推演过程中曾感觉“不圆融”的那些犄角，也已在“历史化”的绵掌里化为齑粉。 “反思文学”这一概念的核心自然是“反思”。一直以来，“反思文学”都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深化，而推动这“深化”的力量也就在这“反思”。“反思”就意味着作为“反思”之要义的“理性”(它自带“批判性”效能)将参与其中，成为文学运思的关键性构件、决定性环节，并使之表征为一种可辨识的、而且是突出的艺术特征，从而区别于与其共享题材却沉溺于肤浅的，怨妇式的感伤主义的“伤痕文学”。因为这“理性”，“启蒙”一词便应声而出，“反思文学”由是成为“新启蒙的代”的思想旗帜，是“新启蒙时代”在当时以及后来用以自证时频频援引的话语渊薮。在被征引的一长串名录中，《绿化树》《蝴蝶》总是不由分说地赫然在目。的确，张贤亮、王蒙都是那个时代身姿夺目的旗手。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返视，苛刻一点说，当年的“反思文学”实际上大多并不具备起码的“反思”质地，经得起推敲、掂量的反思之作确实不多，能在多年以后激起重读兴趣的更稀少。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以后，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1981)、宣布对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决策进行彻底否定之后，“反思文学”的“反思性”“批判性”就锋镝已销，顿失其效，不再具有预见性的、先知式的历史前瞻性。实际上，“反思文学”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当时正在欢呼一个“思想解放年代”的降临，深感与有荣焉。因此，其所谓的“反思”，现在看来，更像是小学生替家长捉刀写下的过失“检讨”。比如，张贤亮写于1984年元月的一篇随笔中就认为：“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都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①此言或有夸张，但亦可观鉴，它让人一目了然地看见了那个“家长/孩子”的亲缘关系。而就在这一年，张贤亮发表了《绿化树》。 如果替家长写检讨的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接着就可以认为，大多数的“反思文学”作品其实是“遵命文学”的翻版，是对意识形态之询唤的响应，就像早些时候的“伤痕文学”在气质上有着“文革文学”的遗风流韵一样。虽然“检讨”或有深刻的，但说到底它不会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也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历史责难，更不会将主导当代史叙述的深层结构推进不伦。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所谓“反思文学”是对“伤痕文学”的深化，这个“深化”，基本上只有量变的指标，殊少质变的临界刻度。比如，洪子诚先生就认为，“反思文学”较之“伤痕文学”，“两者的界限并非很清晰”②。举例来说，作为“反思文学”发轫之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1979)从“鱼水关系”切入所作的政治反思，较之作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刘心武，1977)，后者在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呐喊所引发的历史联想，其“思想性”显然不输于前者，并且后者似乎让人觉得更具历史感和思想锐气。③同样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1980)所倾力讲述的“故事”，其用力处在于突出了“悲剧性”在叙事中的爆炸式呈现，就一般的阅读感受而言，这“故事”的悲剧力量明显大于“思想的力量”。虽有强劲的悲剧力量作为凭藉，但这部小说对“大跃进”的历史谬误所作的反思和批判，其水平并没有太过明显地超出当时全民思想认知的均值，因为它的“反思”或“批判”运行在“权力机构已经做出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④。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大多数的“反思文学”看成只不过是体量增大的“伤痕文学”。这倒是可以用来解释，何以“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因为“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因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种共生现象”。⑤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并不全然否认“反思文学”的思想含量，甚至还可以对它的“批判意识”“批判精神”给予充分嘉许，但仍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通过对灾难的叙述、悲剧的揭露，从而进行人道悲悯的激发，才是反思文学最本初的叙事动力。可以肯定的是，“反思”——那种在理性宰制下的历史重估与思想重构——基本上并非其首选鹄的。“反思文学”很大程度上只是“反观文学”而已。毕竟，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时刻面对的那些“隐含读者”，愿意且只愿意置身人道悲悯中者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叙事方向与情感维度，甚至，能一并决定作家的思想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同样是写“文革”惨剧，余华以纤毫毕现的笔法所展现的、死于非命的宋凡平如何折断双腿才得以将其高大的尸体放入棺材的情节(《兄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仍能在年龄、阅历参差不等的庞大的读者群中激起浩荡、剧烈的情感反应。尽管人道悲悯是一切反思的重要入口，但它毕竟不是“反思”本身。尽管人道主义或可视为“启蒙话语”之一种，但这样一来，我们同时又要承认，我们的“新启蒙”仍然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线上(虽然人们似乎也愿意把“反思文学”视为“五四”旗帜下的重新集结)，而挟“五四”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积累，却没能促成这“启蒙”在新水平、新高度上的生长发育。这样的“反思”，于“启蒙”何益？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