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闹”与土改语言共同体的想象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一个词语特别扎眼，这个词语就是“闹”。小说的叙事可以概括为：“闹——土地改革”。举数例如下： 程仁：“土地还是(有)许多道理，咱们今天就来把它闹精密，……”① 文采：“咱们这回是闹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什么呢，是：‘耕者有其田’，就是说种地的要有土地，不劳动的就没有……”② 董桂花：“要是穷人翻了身，一家闹一亩种种多好。”③ 李嫂子：“天呀，翻身，翻身，老是闹翻身，我看一辈子也就是这末的，明天死人，咱也不来了。”④ 顾二姑娘转述钱文贵的话：“这次村子上要是闹斗争，就该轮到顾老二了。”⑤ 顾二姑娘转述钱文贵的话：“她公公还说这一改革，要把全村都闹成穷人。”⑥ (他们——顾涌兄弟)好容易闹到现在这一份人家，可是要闹共产了……⑦ 她们就小锅小灶的自己闹起来了，都自以为得计，并不会明白这正是公公所安排好的退步之计。⑧ “闹”这个词语，暖水屯的村民喜欢用，区上来的文采同志也用，叙事者语言也喜欢用。它仿佛成了万能词语。“闹”可以出现于书面文言和书面白话中，也可以出现在口语中，不受语体的限制。“闹洞房”“闹元宵”这样的表达在不同方言中普遍存在。但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如此大量地采用“闹”字，有些用法可能是暖水屯这个地方的独特用法。暖水屯，应该属于河北张家口市，因为丁玲参加土改工作就在张家口市的怀来和涿鹿等地。查《河北方言词典》，没有收入“闹”。我请教了河北朋友，“闹”在河北张家口一带属于常用词语，如“闹一套房”“闹到这份儿上”。因此，“闹”确实带有一定的方言特色。“闹”的这种普遍性和地域性共存状态，使人物口头语言与小说叙事语言可以共享。 “闹”是一种行动。“闹土地改革”“闹翻身”“闹斗争”这类动宾结构，“闹”是动词，后面接名词。“闹”是一种行为与过程。“闹精密”“闹成穷人”这类结构表达“闹”的目的或效果。因此“闹土地改革”这一结构，就“闹”而言：关涉“闹”的主体与对象，是哪些人实践“闹”的行为以及哪些人被“闹”；关涉“闹”的状态，以何种方式展开“闹”这一行为方式；关涉“闹”的效果，“闹”到什么样子，“闹”到何种地步；关涉“闹”的目的，“闹”这一行为的目的何在，为了什么而“闹”。 “闹”同时自带一种声响。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不仅形容了春意盎然的可视的景象，而且仿佛使人听到由鸟鸣虫叫、草木生长发声、人们欢笑所组合的春之声。“闹”字本身的声音是一种响亮的声音。“闹”字的大量使用，表征了丁玲在讲述土地改革故事时追求一种可听的小说语言。“可听”的文学语言，指那种诉诸听觉又富有美感的文学语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闹”字打破了人物身份的界限、跨越了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在小说的语言之流中。“闹”的表达方式，显示了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塑造着独特的“语言共同体”，从而为农民“翻言”的实践创造了可能。“闹”打通了暖水屯的人们从日常生活向政治生活的话语表达，构建了暖水屯人们对未来土地改革的想象。这种“语言共同体”同时也表明了丁玲小说语言的大众化倾向，有学者对丁玲小说语言的大众化以实践意识的政治化不太满意⑨，如果语言的大众化自身成为一种艺术的表达，那又另当别论了。 据丁玲自己陈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表现农民的“变天思想”。小说的叙事重点就落在农民克服自身的“变天思想”而展开与地主的算账与斗争过程。算账与斗争，既是“闹”的行动方式，也是“闹”的语言表达。“翻身”与“翻心”的问题，成为探索小说主题的维度之一。有当代学者指出，“翻心”是对作品主题“最经济的概括”。⑩佃户去地主李子俊家算账，被李子俊老婆的软话击败，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对此有一句评论。这句评论在1948年8月版的《桑乾河上》是这样的：“庄户主还没有翻身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11)丁玲修改如下：“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啦，他们害怕，不敢要嘛。”(12)“翻身”这一日常行为的政治隐喻意义指向人们经济身份和政治身份的转换，从被压迫者变为土地的主人。在张裕民看来，要实现“翻身”，必得先“翻心”。“翻心”乃是一种更内在、更艰难的意识转变。这种转变还得用言语来表现，因此，借用“翻身”“翻心”之说，杜撰“翻言”一语以显示“翻心”的言语表达。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佃农的“翻言”主要表现为与地主算账、斗争地主时的言语行为。“翻言”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能否说出自己诉求的问题。因此，“闹”的语言表达，在土地改革中，主要呈现为农民“翻言”的形态。 二 “闹”的语言形态之一：“翻言”的艰难呈现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佃户们“翻言”过程曲折艰难。小说重点描写农民与地主的算账以及斗争地主的大会共有四次：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郭柏仁等找李子俊老婆算账、郭富贵等找江世荣算账、程仁带头控诉并斗争钱文贵，而这四次描写不妨看作农民“翻言”经过的四个阶段。 第一步：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算账需要一套语言表达。佃户侯忠全去地主侯殿魁家算账，他在院子里听到侯殿魁的一句“谁在院子里？”就回答说：“二叔，是咱呢。”“二叔”这一喊，宗族血缘关系奠定了两人说话的身份意识，再要继续算账下去，自然就非常艰难。因为算账是建立在地主—佃农这一阶级对立的身份意识上。不破掉宗族血缘关系，算账的“翻言”就无法启动。因此侯忠全自己放弃了算账的意志，他不但没有进屋，还找扫帚扫地。侯殿魁顺势发话：你还有良心，你欠的一万款子因为是一家人就算了。(13)侯忠全更加无话可对。侯忠全找侯殿魁算账，注定要失败。侯忠全根本还没有“翻心”，当然也无法准备一套“翻言”的语言。地主面对算账，自有一套应对的表达：地是我的，没地你种啥吃啥？租地，是你求我的，并不是我强加给你的，如此等等，佃农往往难以击溃这套言说。侯忠全虽有去算账的行动，但却没有任何“翻言”的准备，算账行为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