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经历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而此“转折”之惊心动魄之天翻地覆，则完成于“胡风集团冤案”爆发之后的尘埃落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格局至此奠基。据此而观之，胡风(包括“胡风集团”)似乎是一个时代大转折中的牺牲品，一个挺身对抗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殉道者。但是，历史的现场却并不如此简单。作为一个声望卓著的“左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为现代重要文学流派“七月派”的领袖，更作为一个曾经的日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长，胡风在追随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政治立场上，在文艺为革命历史运动服务的观念上，甚至在将“左翼文学”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①上，都与其他中共党员作家并无本质差异。这也是后来的中共中央将1955年所发生的“胡风事件”称为“冤案”并为之平反的根本原因。 然而，作为一个最为看重“诗人”身份的文艺家，胡风在遭遇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时，毕竟还是表现出了诗人所特有的执拗与个性，以及启蒙/“左翼”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精英意识。因此，其个体的思想与行动既体现出几分“鲠直”“神经质、繁琐”“理论上过于拘泥”(鲁迅语)之特征，又在“易于招怨”并终于“招怨”的命运中印证了个体生命与群体历史天然本有的曲折和复杂②。同样是“胡风集团”一分子的诗人绿原曾经这样评价过胡风，认为“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最终仍然是一位诗人”，“他的炽烈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神，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中，同时更表现在他的评论文字中以及他所编印的书刊中，后者同他的诗作一样，永远令人感到是‘一团火’”③。绿原对胡风的评价堪称是知音之论。纵观胡风一生的命运遭际，特别是整个“胡风事件”的发酵和发生过程，我们不得不说，胡风的诗人气质及其言行都在其中发挥着或轻或重的作用，尤其是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长篇政治抒情组诗《时间开始了》的过程中，更充分地彰显出他作为一个诗人面对自己的生命困境所进行的主观而顽强的斗争与挣扎，所以，从这一视角和脉络来理解，1950年代所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未尝不可以被命名为“胡风诗案”。 无论是对于个体的中国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1949年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刻度。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周密部署与安排下，胡风与又一批民主人士秘密乘船离开香港并顺利进入东北解放区。而就在这次远行之前的1948年，由于被香港分局“文委”的负责人邵荃麟等认为是与“党领导下”的文艺界“格格不入”，“还搞自己一套”④，胡风、舒芜的理论和“七月派”作家路翎的小说已经受到了《大众文艺丛刊》所组织的集中批判⑤。 在东北解放区停留的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胡风不仅见到了先期抵达的各界民主人士，忙于参加会议、宴请，观看新秧歌剧和平剧，应邀到工厂、学校等处参观访问，产生了走在“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⑥上的新鲜、愉快的感受；与此同时，胡风也在与丁玲、萧军、陈绪宗、冯白鲁、天蓝等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文坛朋友的交谈中，对解放区的文艺状况和作家们的处境产生了不小的震惊和忧虑。3月26日，胡风抵达北平，此后又遇见了更多著名的文化人和“七月派”的作家诗人，也听到了更多文坛新近的情况与创作上的问题。可以说，一路走来，胡风大大增加了对于解放区文艺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正如其后来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三十万言书”——笔者注)中所回忆的： 进解放区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文代会期间，在我的感受上有两方面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绝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的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其次，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⑦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敏感的诗人还听到了不少关于自己的负面消息，例如：“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⑧，“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⑨。不过，也有令胡风倍感欣慰的事情，那就是许多作家诗人和青年朋友对他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文坛发挥领导作用的热忱期待，恰如诗人田间在一封信中所表达的：“祝你和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周扬同志等把人民文艺的思想战线领导和团结起来，有原则的团结起来。”⑩很显然，因为胡风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1)中所具有的负责人地位及其理论批评的巨大影响力，包括胡风本人在内的很多作家诗人这时候也都以为由胡风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左翼”文坛大佬执掌新中国文坛之牛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胡风途经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李家庄的时候，也嘱咐他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 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就在胡风到达北平的前一天，“旧文协”总部由上海移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公布，到北平后也并没有任何人来找胡风商谈如何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这使胡风感到文艺上的负责人对他没有信任。不仅如此，胡风还认为，“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前进，那些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更现出了一种全面旺盛的气势，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文学是小资产阶级，不采用民间形式是小资产阶级，鲁迅的作品不是人民文学……我觉得有的同志是陶醉于胜利之中，带着好像是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好像革命的胜利已经完全保证了文艺上的胜利”(12)。对此，胡风油然而生“消极情绪”，并多次拒绝“新文协”筹委会关于其担任即将创办的“新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编委的任命；不久，胡风又拒绝参加为第一次文代会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的任务。而恰恰就在这个7月4日由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所做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观点和以路翎的小说为代表的作品，从而向胡风和“七月派”作家提出了需要改造才能进入“当代文学”建设事业的严重警告。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胡风当时并未认识到这次警告的严重性，他仍然从表面现象上认为这一切只是因为“文艺上的负责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但“无论从抗战期间和解放后看，周总理总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13)。正是存有这种特殊的心态，虽然在整个文代会期间胡风都倍感压抑与愤懑，但对周总理的信任却给了他最大的支持与希望。也正因如此，胡风在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前一天(7月18日)写给朱企霞的一封信中，才对这位多年的同窗好友敞开心扉，表达了自己那惆怅、无奈、消沉而又不甘、渴望的复杂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