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0)08-066-071 西部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以强大的震撼力，在中国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在改革开放热力的推动下，源于‘再造民族精神’的内心吁求与建构文学雄迈品格的地域感召，一批西部作家、诗人在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潮汐车道中调转马头、独辟蹊径，于生长于斯的广袤西部大地竖起旗帜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歌流派。”[1]其后，随着文学整体的边缘化而渐次褪去初现时的奇异光环。然而，西部诗歌前行的势头并没有因为光环的消褪而中止，30年来一批生活在西部的实力诗人以其坚忍而卓越的创作实绩，有效地显示了它的存在。 当然，我们也会听到或看到，有些已经在西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绩的诗人、作家，耻于别人说他的作品有地域特色，主张“去地域性写作”。个中缘由很多，各人的情况也不尽一致，然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是有的作者可能把“地域性”与“地方的”，甚至和“小”挂了钩，认为“地域性”的帽子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在对作品的价值评判上出了偏差；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文化的不平等，说严重点，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文化歧视现象。韩松刚先生在评论诗人沈苇时，剖析了这种“不平等”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启蒙话语笼罩下的‘地域性’批判还会衍生出一种基于地理空间划分的文化等级判断。如，当‘地域性’遭遇‘京派’、‘海派’乃至‘江浙’这样的地理文化称谓时，它凸显的是对‘优质’文化的褒扬与向往；而‘地域性’一旦落实在内陆和边疆地区时，则难免露出次等文化的羞愧之色……”[2]这种偏见带来的误读、误判确实是存在，但却大可不必，西部作家和诗人更不能因此而短了精神。其实，区域文学、地域特色和世界一流并不矛盾。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到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从沈从文的湘西抒写到老舍的北京市民生活叙事，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传奇，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世界的，不一定非要去“地域性”，“关键要看你的作品是否表现了人的命运，是否出自生命的真实体验与感动，是否传达了历史的某种必然；要看你的创作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上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标高”。[3]正是所谓“地域性”的边疆和内陆的文学写作，往往才更深刻地呈现了生命的深度和普遍的人性。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在世界八面来风的文学交响中，西部诗歌以其独异的诗性品质在世纪交响乐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回顾中国西部诗歌史，从《诗经》中的“秦风”“豳风”到《胡笳十八拍》，从李白的《蜀道难》到盛唐边塞诗的崛起，恰恰正是强烈的西部地域特色，使这些诗歌迥然有别于其它诗歌而彪炳史册的。这并非是诗人的有意为之，而是生活使然。同样，当代西部诗歌也是如此。文学地域特色的成功书写，是一个地域生命密码的表征。地域，蕴藏着深刻的生命密码，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找到这些深藏的生命密码，把它艺术地表现出来。 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西部诗歌，是站在客位角度对一类诗歌的命名，但是作为写作主体的诗人在写作时却不可以用“西部诗歌”来限定自己、规范或约束自己。诗歌，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在内容上任何人为的标签式的限定，对诗人的创造力都可能带来伤害。这，也许就是一些作家和诗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人称为西部文学的又一个原因。 这里似乎存在某种悖论。事实上，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正是这些生活在西部的诗人的文学抒写，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在大西北掀起了一场诗歌风暴。继而是小说、电影和散文……正是西部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包含合作)，于20世纪80年代在辽阔的西部大地，创造了一次文学艺术的辉煌。 西部诗歌在1980年代的崛起决不是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文化机缘，多元而独特的地域文化，是西部诗歌萌生和成长的良田沃土。 一是地域历史文化的因素。西部，有着自己值得骄傲的诗歌传统。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历代诗人们于雄奇中或乐观或苍凉的歌唱，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动。西部诗歌，是对边塞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西部诗歌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起初这类诗歌被称为新边塞诗，这恰恰表明了它和这片地域历史的联系。其实，早在民国时期西部现代诗就开始萌发了。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不少著名诗人来到西部短时或长期地体验生活，产生了一批影响广泛的具有西部特色的诗歌，如郭小川的《西出阳关》、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闻捷的《天山牧歌》、李季的《玉门诗抄》、张志民的《西行剪影》、田间的《马头琴歌集》等，还有《复仇的火焰》《杨高传》等长篇叙事诗代表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大西南的军营里一批才华横溢的军旅诗人崛起，如公刘、白桦、高平、顾工、周良沛、梁上泉等。诗人阮章竞当时在内蒙古体验生活，创作了一批工业题材的诗歌，他命名为《新塞上行》，在“序歌”中诗人满怀激情地唱道：“我沐浴三恭请，/历代的先行人！/请含着骄傲的微笑，/赐给我这样的权柄：/让我重新改写，/您所唱过的歌词；/让我重新定高，/您所弹过的琴弦。”这说明阮章竞是有对于边塞诗的承继意识的。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不可能形成一种诗歌流派。这种流派意识到了思想解放潮流方兴未艾的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西北地域诗人群体的自觉选择。《新疆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辟了“边塞新诗”栏目，随着杨牧、周涛、章德益三大新边塞诗人从新疆崛起，周政保在1981年提出“新边塞诗派”这个概念。1982年，林染在《阳关》杂志正式打出“新边塞诗”的旗帜，《飞天》也曾开辟了“塞声”、“西部之声”诗歌栏目。后来，随着“中国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西部文学”这一命名获得了更多的认同。1985年《新疆文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也正是以此凸显该刊在众多文学期刊中的独立个性。从1980年代的前期到中后期，全国的不少权威文学刊物都开辟了“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歌栏目。从天山南北到黄土高坡，“西北风”以强劲之势刮遍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