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从来扑朔迷离——它表现真实，又逃离真实；它从现实世界的根系里汲取所有的养分和要素，又自洽地葆有独立的品格。它注定要陷入指向寰宇的决心与言短意长的体裁限制的裂隙之中，但正是这间隙逼迫它不断变换身形，腾挪脚步，去靠近和追随现实。对于小说一类中篇幅最受限的短篇而言，这样的悖论最为显眼。但这种限制却如显色剂，放大了真相——小说与现实，既纠缠又平行，如同在绘画的领域里，大自然有自己的法则，而颜料和画笔同样有着自己的法则，但二者注定相遇，并互相激发。 在短篇小说中埋入一个故事内核，是为小说家们所信赖的突围路径。现实潜藏有一套隐形的逻辑，而我们每个人都隶属于更庞大的情节，背后的总叙事者是命运。这诱使短篇小说家们兴致勃勃地设计简约且精巧的情节来抵达一种自圆其说。这些故事各自呈现出人生的部分真相，虽然同时也会陷入遮蔽和“歪曲”世界的困顿之中。① 因为自觉肩负对现实的简断截说，短篇小说常常被寄予能“以小见大”和“四两拨千斤”的厚望。于是，许多短篇小说家们会择取人生长河的“横截面”，处心积虑地设计情节和情境，以期纵深地勾连起小说中人的前尘乃至往后余生。这类短篇精致而紧致，洋溢着作家们稍纵即逝的灵光和对生活耐人寻味的一瞥。它们在现实的尘土上绽出各色奇巧的花，但重点在于，它们承载着“一花一世界”的归纳和隐喻，特别是当作家身陷现实与荒诞的叠影中时，比如，双雪涛的近作《心脏》。这是发生在一辆半夜开往医院的救护车上的故事。小说中出现的四个人物——“我”、被抢救的“我”的父亲、30岁左右的急诊室医生以及开救护车的司机，被齐整地包裹在线团之中。这是典型的短篇小说式的格局——在一个掌控着四面八方的情节进程和人物关系的绝妙的“点”上，小说家登场，让一切可以回溯，同时预留下无尽可能。但它又显示出“非典型”的棱角——虽然它以戏剧式的“三一律”让小说暗潮汹涌，但并没有一头栽入尘土。自始至终，它都怀着记录现实的姿态，但记录下的一切分明又是非常态的：女医生睡得跟婴儿一样熟，可她之前明明表示已经习惯了值夜班的半夜无眠，司机居然是在睡梦中驾驶着救护车，而且出人意料地平稳，而“我”因为尿意强烈，又叫不醒熟睡的司机，居然将父亲身下的尿不湿抽出来，在上头撒了尿，再将尿布重新放回父亲身下，最后，原本濒死且休克中的父亲突然下了病床，慷慨陈词一番后平静地去世…… 双雪涛以平稳的调性，混搭高密度的语言，讲述“平常人”的“平常”生活。这“平常”上的引号是他的过人之处——他密实地赋予小说里的情节和人物以魔幻感，但转回头去，却还是稳稳地站在现实大地上，一脸专注地讲述周遭的日常。这其间的落差正彰显出短篇小说惯有的，却常被习焉不察的特质——以短幅的故事来贴近浩荡的人生，本来，每一处的转圜都该有着从局限走向包罗的“寓言性”。但“寓言性”，不等于寓言，好的短篇不会因此而被降解为符号，它们不仅是地图，本身也是风景。只是当故事的情节看起来扎实，实际上的逻辑却有悖现实时，寓言的意味会更跳脱出来，截获我们的目光。《心脏》是对此的成功演示，因而它可以如愿地促使我们自主地开启在“寓意性”层面的自省模式：生与死、清醒与沉睡、正常与非常之间的界限或并非是断然清晰的吧？《心脏》与现实的若即若离，提醒我们，精心布局的短篇小说必然经过高度的提炼和变形，它们是生活的模型。 而另一类短篇小说，却有一番经世的宏愿——它们并不甘于以横截面的纵深来勾连生活的脉络，尽管明知篇幅有限，依然以平远的姿态钳制人生的河流。比如叶兆言的近作《吴菲和吴芳姨妈》。故事从九岁的杨小玲对两位姨妈的印象起头，但时间的滚轴始终上上下下，忽而倒回到杨小玲母亲与两位姨妈的少女时代——那段岁月里，怀春的意绪围绕着一位叫姚谦的大官僚的公子哥铺展开来；忽而又行进到两位姨妈的婚后生活——双方互不待见，但命运的捉弄又让她们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和巧合，最后，杨小玲这一辈也被牵扯了进去。时间的条线就这样来回穿梭。这镜头的回旋往复，在须臾之间，轻轻巧巧地滑过了绵长的岁月。断裂之处的留白，是两位姨妈人生的省略号，但作者提供的一切已经足够让我们自动填空，更要紧的是，这种填空让这个富有年代感的故事不再遥远。既近且远，是往昔岁月在小说中正确的存在方式——有触手生温的亲和力，也有尘埃落定的距离感。显然，叶兆言对此有着清醒的觉醒力，所以，他让小说的前半部分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主——对于那些看起来风云际会、热气腾腾的往事，始终葆有内敛节制的叙述调性；但后半部分，又让杨小玲突然成了“我”的妻子，之后的叙述便都开始从“我”的视域出发。就这样，那些原本冷静的往事被突然拉近，变得真切、赤裸。而让两位姨妈的漫长人生获得应有长度的，是穿插在其中的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以及当代的诸多事件，它们是小说的背景板，却并没有被隔离于小说之外，时代的气息似乎在不经意中浸染在主人公的人生轶事之中，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成了一种不可分离的织体，交缠互渗。这种参照系的营造，机智地让这个短篇“虽短犹长”——往事就这样在时间的滚轴之中时而加速，时而消散，不断进行着自我拼贴。小说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在此对视、对接，作者由此以一个短篇包裹起我们印象里长篇小说才可能完成的体量，并迫使我们反观另一个事实——即使是长篇，也不可能真的包罗所要讲述的一切，也必然要面临局限。 这是短篇小说对情节处理的两极——纵深和平远。当然，更多的作品选择在这两极间晃动，组合或是融合，显然是更容易进入并且生效的手法，比如设置具有发散性的情节线索，串连起一个个“子”故事。典型的如房伟的《小陶然》(《当代》2019年第4期)，小说通过一个明显的“线头”——丧偶的中年老实男人老邱为了寻找“第二春”而相亲，令小说的情节藤蔓一路伸展。这是一个兼具了聚合和辐射性的架构，老邱的每一段新相识都折射出当下沸腾着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这有着丰富触角的囊括性线路中，每一个“子”故事沉潜入生活，排列起来又实现了时空的长距离位移，作者描绘生活，更揭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