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史的清理 在学者张莉自2018年起进行的一系列关于当代作家性别观念的调查中，她不仅发现许多女作家反感对于“女性写作”的特殊化命名，更遇到了两句反复出现的话：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我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女作家。当她挑出这句话追问另一些作家们是否同意这一观点时，大部分人的回答依旧是：赞同。只不过，当她继续发问是否认为存在“中性写作或无性写作”时，作家们则纷纷表示，这是几乎难以达到的境界。① 这是一个奇妙的分裂：人们在概念上希望否认“女作家”的特殊化命名，却在实践中发觉性别之于文学的无法抹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性别反复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一定会同意，对性别的刻意强化是一种歧视性的言语行为。当描述一个身份时，强调性别意味着“非客观”地将成败因素归结于性别。人们反感“女作家”和“女性写作”等词汇，正如反感“女司机”和“女程序员”等词汇。然而，文学领域不同于社会领域。平等是社会的目标，而文学总是要求创作者和批评者对于差异性保持敏感。作家们需要透过作品中的男男女女来看待世界，但他们必然对自己所属的性别更为熟悉——这一点也在张莉的调查问卷中得到证实。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女性写作”这一概念似乎又是必然存在的。 2019年10月，《十月》杂志与张莉向不同代际的女作家们发起邀请，并于2020年第2期《十月》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这一专辑包括张莉的主持人语，她与另一位持续关注女性文学议题的学者贺桂梅的对谈，以及孙频、文珍、金仁顺、蔡东、张天翼、叶弥、淡豹、乔叶、翟永明、林白、周瓒、戴潍娜、玉珍十三位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非虚构文学和诗歌作品。张莉表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正发生着重大变革，但中国女性写作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遗憾，已有的“女性写作”概念也因与诸种其他概念相互扭结而变得面目模糊。她呼唤一种“新女性写作”，期待涌现出一批具有健康丰富的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② 女作家们和作为研究者的张莉、贺桂梅都对已有的“女性写作”概念表示不满足，但她们的批评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当代女作家们之所以对“女性写作”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为这个名称在1990年代已遭遇消费主义的污名化。无论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二十四位女作家选编的“红罂粟丛书”，还是王干发明的“老三巫”(张洁、谌容、张抗抗)、“中三巫”(王安忆、铁凝、残雪)、“新三巫”(陈染、林白、海男)③，在1990年代诞生和追认的这些命名中，“女性写作”既是灵气逼人的，又是怪异和危险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是1990年代“女性写作”的代表作。二者对于私密经验的大胆暴露最初具有打破禁忌的颠覆意义与激进态度，但后续的商业包装却几乎朝着兜售色情的方向偏移。性意识的自觉原本是女性主体性的表征之一，却在消费主义的运作中使女性再度沦为被欲望化观看的客体。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被打上了三个标签：“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和“中产阶级写作”。其中，回到“身体”意味着将“社会”标识为异己的存在，“个人化”意味着拒绝对于集体和大历史的思考，“中产阶级”这一来自西方的概念构成了1990年代现代社会想象的核心，但其中有着对于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无视。“女性写作”由此遭遇了最彻底的去政治化。一方面，它因恰好与1990年代整体的去政治化氛围相吻合而引领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当最初的冲击力淡去，“女性写作”对于公共空间的放弃也使其断绝了可以补充新质的源头活水。 正是面对着“女性写作”被窄化和被污名化的这一1990年代前史，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女作家们才发出了“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的呼喊。要注意的是，这是和1980年代的女作家前辈们同样的呼声。戴锦华指出，这一口号在1980年代包含着三个层面：第一，承认“女作家”之名隐含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次等地位；第二，强调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平等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第三，对于一种可以弥合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类差异的普遍人性的坚定信念。④当今的女作家对于这一口号的回归，在前两个层面上与1980年代的女作家们分享着共识，但在第三个层面上却显然具有差异。无论是性别讨论的深入，还是阶层、城乡分化的事实，或是“中国道路”的崛起，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早已打破了1980年代初期关于普遍人性的主导性幻觉。人们意识到，1980年代文学所标举的普遍人性其实是男人性、都市性、西方性等特殊性伪装成普遍性的结果。因此，正如王安忆早在1990年发表的《叔叔的故事》，1990年代女作家们的作品中一直有着对于1980年代男性文化精英的嘲讽。21世纪的女作家们不满于旧的“女性写作”概念，是因为她们希望介入更广阔的世界。但这种介入，是否应该循着普遍人性的道路继续前进？还是说，应该采取另外的方法？对于“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的强调，有可能陷入一种文学史的倒退：从1990年代女作家们对于性别弱势地位的自觉，退回1980年代女作家们与男作家一同高擎“普遍人性”旗帜的天真。 研究者对于旧的“女性写作”观念的不满，则是因为对已有作品中的性别意识感到不足。张莉对于“新女性写作”的定义是： “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级/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⑤ 这段话中充满了对旧的“女性写作”的反思，也是张莉与贺桂梅在此前的对谈中所交换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对于“社会性别”的强调。1980年代的女作家文学和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强调的都是生理层面的男女差异，先后批判的是僵化的阶级论和普遍人性论对于女性的无视。相比之下，21世纪的“新女性写作”强调“社会性别”，则意在批判那一整套建构“女性气质”、使女性处于被压抑地位的社会规范。此外，“新女性写作”强调要关注阶级、国族等方面的差异，针对的是1980年代“女性写作”的中产阶级气质；标举“日常性”，则是为了将此前因奇观化而被放逐至异度空间的“女性写作”拉回微观政治的场域。通过将女性还原为复杂社会关系的扭结点，理想中的“新女性写作”也就打开了文学通往整体性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