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研究中，学者散文、艺术家散文、官员散文、女性散文、母亲散文等都得到了应有重视，而作为新文学母题的“父爱”散文却多有忽略。刘心武表示：“回忆起父亲脊背上的那片痱子，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父爱。我们对母爱倾泻的话语实在已经太多太多。其实，仅有妈妈的爱，人子的心性是绝不能健全的。”“我们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人要提升阳刚气，浓酽其父爱，也应是必修课之一！”①其实，早在1919年，鲁迅就写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25年，朱自清发表《背影》，这为散文的“父爱”叙事确立了经典性文本范式。从此，关于“父爱”叙事的散文作品不断涌现，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蔚为大观。本文着重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的“父爱”叙事，在与“母爱”叙事散文、小说等文体的“父爱”叙事比照中，彰显其独特价值。 一、审视“父亲”与省思“严父” 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要探讨“父子关系”，对于中国传统“长者本位”进行了无情批判，倡导“幼者本位”。它强调在家庭中，父亲要有“爱”，以便让子女得到“解放”，健康自由的成长和发展②。自此，中国新文学进入一个“审视父亲”、挑战父亲权威的运行轨道。在鲁迅、巴金等不少作家笔下，父亲是“缺席”的；在曹禺的《雷雨》中，作为父亲角色的周朴园、鲁贵是虚伪和专断的，他们都遭到审视与批判。有人认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父权的缺失，为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以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提供了历史机缘③。改革开放以来散文继承了这一理路，着力审视“父亲”、批判“父亲本位”，希望有“爱”的教育，并获得启蒙的思想意识。只是在这一继承中，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又有所推进、突破和创新。 首先，深入批判与坚决否定父亲的专横威权，呼吁“父爱”觉醒。鲁迅提出“怎样做父亲”已过去一个世纪，但那时提出的问题到改革开放以来仍未解决，还需进行“父爱”的启蒙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散文中，不少作家笔下的父亲都比较专断，家长制权威突出，有的甚至是“恶父”形象，可见传统力量特别是恶习的积重难返，启蒙工作的任重道远。刘兆林的《父亲祭》④是全面否定父亲的文本，其中包含儿子的无限怨恨甚至诅咒。作者全力展示父亲的家庭“暴君”形象：一是父亲的冷漠与凶狠，对儿子从小养的狗不但不爱，还在寒冬夜里将它扔到外屋，第二天狗被冻死，这让儿子非常难过。让人寒心的是，父亲竟将小狗剥皮做成帽子，还强迫儿子吃狗肉。儿子哭着不吃，父亲就恫吓要打他。作者写道：“爸爸，你不知道孩子的心。”二是父亲很少有笑意，对母亲、姐姐、“我”等家人都不好，极其冷血。一次，可能从饺子里吃出瓜子皮，父亲竟大发雷霆，将饭桌掀翻，饺子淌了一地，还不许儿女去拣，在不停的大骂中，全家人都吓哭了。于是作者写道：“爸爸，你知道吗，因为你对妈妈无情才使得你在我心中没有一点位置，你伤透了妈妈的心，所以到现在我还恨你。我的心头刻下了多少道妈妈在您面前或是背后流泪的不可磨灭的伤痕啊。”“爸爸呀，如果你能再生一次，千万好好想想吧，你该认认真真为妻子和儿女写一本《忏悔录》。”三是父亲对夭折的幼子和女儿应该负责。因为父亲没照顾好他们，一个因为感冒、一个肚子痛，他们就丢了性命。作者写道：“你那刻毒的嘴，讨厌的眼睛，张牙舞爪可恨的形象，你无情，你自私，是你折磨死了妈妈，小瑞弟弟和大芬妹妹的死都有你的直接原因，你是个魔鬼，你是凶妖，我恨不能一把掐死你为妈妈、小瑞和大芬报仇。”四是父亲后来得了狂躁病，母亲也因精神病早逝，这让全家不得安宁。一旦犯病，父亲甚至拿刀威胁家人，一次竟被“我”将刀一脚踢飞。在此，恶毒的父亲形象活画而出，作品也提出“父爱”在家中缺失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就容易理解，作者为什么在开篇说：“你终于死了吗，父亲？你那日夜消耗也经久不衰的生命之灯真的突然熄灭了吗？我真不敢相信这喜讯是真的。”对于自己“大逆不道”的想法，作者解释说：“我知道，把你的死说成喜讯，人们在感情上都不会原谅我的，可这就是我的真实心理。”以往，在“审父”视角下，儿子对父亲虽有指责与批判，但少有刘兆林这样义正词严的谴责和诅咒，也就没有这一散文的勇气、力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刘兆林的父亲不是一般农民，而是中学老师和校长，在同事、学生和乡人眼里，父亲又是个好人，是“做人的典型”，因为他俭朴、艰苦奋斗、课讲得好，即使犯病也从不欺负妇女和儿童。这就令人感到困惑和引人深思：身为传业释惑的师长，在外表的光鲜下，在家中却是个无爱的恶毒父亲。从五四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但对专制的批判远未完成，专制之根深入家里，表现在父亲这个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威身上。此文的创新价值不容忽略。莫言的《父亲的严厉》⑤极言父亲“可怕”：“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我的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瘆人毛’。”然而莫言却说，他父亲对儿子从不打骂，却令人生畏。这从另一面说明：莫言的父亲比刘兆林笔下的父亲更“可怕”，因为后者“使暴”具有外在化特点，用的是语言与恶行；前者则不怒而威，让全家人不寒而栗，这是更内在化的精神奴役，从更深层次揭示了专制父亲的危害。 其次，看到严父的另一面，给“父爱”以新解。如从负面理解“严父”，那主要是从现代性视角批判父亲，具有观念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在此有所突破，除了抨击父亲家长制权威，还对“严父”有所保留甚至理解，从而带来作品更丰富的内涵。比如，刘兆林对父亲极尽漫骂、挖苦之能事，但也并非毫无理解。他认为，父亲是包办婚姻，他曾给儿子和同学做过饭，还到部队看过儿子，所以“我”还是希望父亲死后“安息”。文末有句话：“安息吧，我的可怜的灵魂被撕扯了五十九年已经分裂为分子分裂为原子分裂为中子分裂为质子分裂为核子了的爸爸啊……”这里包含了儿子多么深沉的悲哀和苦痛，但祝愿也是发自内心的。还有，当儿子看到父亲死后夹存折的小本里，记着每天的收支数目和怎样为攒几百元所订的劳动计划，以及父亲写的诗，“我”大为惊异，因为儿子没想到，如此恶毒之父还会写诗，于是写道：“爸爸，我恨你也好，爱你也好，还在母腹中时就注定了我们的这种关系，‘没有你哪有我’，我的血质，我的性格，我的事业。”另外，莫言也未完全否定严父，反而说：“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家族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将逆境成长看成必然，认为“严父”之下出孝子和好儿子，这在观念上又回到传统。孙郁在《劳我一生》⑥中有类似看法：“我有时候想，卡夫卡后来在写作上的成就，是不是也感谢父亲的压抑？”“鲁迅的舐犊之情，其实也未必没有负面的因素，因为过于随便，便少了戒律，自然影响了孩子寻找陌生化的生存的冲动”。不过，与人们对“父亲”角色的缺席充满遗憾不同，孙郁则有新解，他甚至庆幸，这样的儿子更少负累，成为自由之身。因为孙郁笔下的父子之间少有“关爱”，甚至比较隔膜，但总有淡淡情愫相牵。这是一对淡得不能再淡、淡得有些模糊的父子，但其间也充满一些怀想和感动。最重要的是，孙郁觉得这种父子关系没什么不好，无形中还有优势。他说：“父亲在我的生活中位置并不重要，而且长期是一个空白。”“除了教一点诗，我们之间没有别的深入的联系。父亲一生没有打骂过我，永远都是客客气气的样子。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的前途，有着强烈的负疚感。这种客气的样子，让我在他的面前很是放松自然，有时候感到他的可怜。我少年时代建立起的对于父亲的态度，至今依然感到有些奇怪。”“我有时候想，我与父亲的关系，好似畸形时代的一种特异的存在。我们没有旧时代的那些规矩，但彼此都很平等。也没有现代家庭那样的正常秩序，是在动荡里互相瞭望的。”在此，孙郁对父子之淡然甚至隔膜颇多心会，也透露出这并不理想的遗憾。与此形成鲜明对应的是汪曾祺的父爱观。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⑦中说：“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汪曾祺对父子关系的认识与鲁迅一脉相传，是具有强烈的现代启蒙思想的；但比鲁迅更自然、豁达、通明，是富有仁慈和童心的。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整体属于具有传统审美趣味的作家，但他对于“严父”的批判、否定甚至嘲笑又很现代和超前，与刘兆林和莫言的看法正相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散文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