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坛的两个“斯基”

      主持人吴思敬：本期“百年新诗学案”专栏推出三篇文章：洪子诚的《当代诗坛的两个“斯基”》，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位俄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对中国当代诗坛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思想、观念上的，又包括诗体、形式上的，从而为研究那一阶段的中国新诗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钱文亮、马晓萱的《胡风诗案：“时间开始了”之后》，在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大背景下，介绍了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的写作过程、发表的困难、所受到的批判，从而揭示出特殊个体与特定时代之间的复杂纠葛，可视为新诗发展史在历史转折期的一个典型案例。张立群、闫冬妮的《“席慕蓉现象”：当代诗歌传播与接受的奇迹》则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大陆诗坛的“席慕蓉热”为对象，考察了潜藏于现象背后的，促使当代诗歌艺术转型的时代、社会、文化、接受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及其“合力”，从而还原了一段驳杂而迷离的当代诗歌史。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俄苏文艺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包括电影、戏剧、绘画、音乐，也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就诗歌来说，“十七年”中翻译出版了不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舍甫琴科的作品，特别是普希金的各种诗集中译有二十余种。苏联时期的诗人，苏尔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施企巴乔夫、武尔贡等也有不少译介；而最为读者和诗人熟知的则是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和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后者的名声、文学史地位虽远不如前者，但读过他的诗，听过他的诗谱写的歌曲的也不少。他们对这个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念和诗体形式，都曾经产生重要的影响。

      伊萨科夫斯基诗的传播

      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生于俄国的斯摩棱斯克。192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沿着时代的阶梯》，此后陆续有《麦秸中的电线》《外省》《离去之诗》《种田能手》等诗集出版。对中国读者而言，恐怕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些诗集，记住的只是他的个别诗作的名字：《红莓花儿开》《喀秋莎》《有谁知道他》《灯光》……中国对他的诗的译介，可以追索到40年代：1944年《新华日报》刊登的戈宝权译的《伊萨科夫斯基诗抄》①。《诗创造》1948年的“诗论专号”(第12辑)上，也有戈宝权译的伊萨科夫斯基自传和高尔基论这位诗人的文章②。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苏联评论家巴甫洛维支的文章推荐这位诗人的创作。文章中说，“在苏联国土上，诗人的歌无远弗届，甚至随红军，胜利地跨越了国境”；“诗人的诗，有许多都变成民歌，同时它们的基础和灵感的来源也就是民间歌谣”。文章拿他和叶赛宁比较，认为伊萨科夫斯基早期的诗具有叶赛宁的风韵：“穿过牧场和沟壑流着琥珀色的恬静的溪流，斑驳的阳光在那里闪烁，杨柳也投影在里头”(伊萨柯夫斯基)；“琥珀色的云织成的锦带，在森林上空飘起；睡意朦胧的日午的静寂里，松树在窃窃私语”(叶赛宁)。但巴甫洛维支认为它们其实是不同的，“在叶诗中，修道院和教堂的尖塔是景色中必备的风物，还有‘草樱把它们的香气送过草原’……而在伊诗中：一片微笑的光，点亮了乡村学校的窗；一只乌鸦昂然地走过池塘，仿照着拖拉机司机的模样”③。

      50年代初，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是中国作协培养青年作家，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的机构。在为学员编印的教学资料中，伊萨科夫斯基的有两种，一是《伊萨科夫斯基的作品选》，黄药眠、蓝曼译，手刻油印本，文学讲习所自印于1952年，收入诗《谁知道她》(后译《有谁知道他》)、《卡秋莎》(后译《喀秋莎》)、《候鸟飞走了》《在故乡》等三十余首。二是手刻油印的《关于伊萨科夫斯基的生平及其著作的资料》，自印于1954年，有他的自传，和苏联诗人苏尔科夫等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到讲习所对伊萨科夫斯基的重视，将他列入青年作家创作的学习、参照对象。

      1952年，中译的《伊萨科夫斯基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他的诗选，文学理论家黄药眠翻译。《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陆续刊载文章介绍他的创作。诗之外，50年代初还出版了他谈论诗歌创作的理论书籍。《论诗的秘密》是“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的一种(第一辑之十)，出版于1952年④。收入《论诗的“秘密”——答复来信》和《谈民间歌谣——致李季信》两文。李季是解放区运用民间诗歌资源取得成就的诗人，他以“怎样利用和提炼传统的民间形式”的问题求教于同样从民间诗歌获取营养的伊萨科夫斯基，伊氏的回复写于1951年12月2日。第二本是《谈诗的技巧》，孙玮译⑤，收入《谈苏联的歌曲》《谈诗的“秘密”》《怎样写歌》《谈诗的构思，诗的思想性》《给初学写诗的人的信》等多篇文章。这两本书都有很大的印数，《论诗的“秘密”》1952到1954年累计印刷三万册，而《谈诗的技巧》1955年4月到1959年5月8次印刷达十四万册，可见它们在诗歌爱好者中受欢迎程度。

      1954年，诗人袁水拍在《人民日报》撰文《怎样写诗——介绍伊萨科夫斯基著〈谈诗的技巧〉》⑥推荐这本书。袁水拍认为，它对于诗歌习作者有类乎“教科书”式的价值。他说，许多向报刊投寄诗稿的作者，都对编辑部空洞、一般化的退稿信不满，在这个情况下，他推荐读《谈诗的技巧》这本书，说“作者是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苏联诗人”，从他那里我们能“学习一些关于诗歌创作的必要知识”。

      伊萨科夫斯基的诗在50年代的中国流行，除了诗本身的特质，重要原因还因为他的不少诗被谱写成歌曲(有的诗就是当歌词写的)，而且还是电影的插曲。将他的许多诗谱为歌曲的有苏联著名作曲家勃朗介尔(1903-1990，《喀秋莎》谱曲)、米·杜纳耶夫斯基(1900-1955，《红莓花儿开》《从前是这样》谱曲)、弗·查哈罗夫(1901-1956，《有谁知道他》《啊，我的雾》《在那辽阔的田野里》《告别》谱曲)。这些歌曲，有的是影片《库班的哥萨克》《幸福的生活》《收获》的插曲——影片大多不再被记忆，但歌曲似乎还活在经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