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我案头的是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书信94封，附录了郁达夫的《寻人启事》和《道歉启事》《毁家诗纪》，也附录了王映霞致郁达夫信十封、《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以及回忆录《郁达夫和我的婚变经过》。有关郁王之恋的经过和双方陈述，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情书中，郁达夫的情书是很有“卖点”的一种。早在1935年7月，《达夫日记集》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跟王映霞相识相恋的《日记九种》。1938年7月郁王关系恶化，郁达夫先后发表《寻人启事》与《道歉启事》，1939年3月又发表《毁家诗纪》，被报刊广为转载，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但是，光读郁达夫情书，并不能了解郁达夫的全人全貌，甚至会把他仅仅视为一位作风浪漫、性格变态的颓废文人。所以，必须对郁达夫其人做一全面介绍，否则这部严肃读物就会沦为一部“八卦”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到底应该如何给郁达夫定位？这曾经是一个评价分歧、但前已经日趋统一的问题。 1930年11月16日，在郑伯奇主持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上，做出了“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对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的决定。因为郁达夫表示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和拒绝参加散发传单、飞行集会一类的活动，又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I am a writer，not a tighter.”(我是文人，不是战士。)郁达夫的本意，是说他不适合于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 郁达夫是文人，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文人，郁达夫身上当然也明显表现出文人的性格与气质。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郁达夫最为人称道的特质是天性仁爱，为人狷介，纯真坦白，不随流俗。而性格的缺陷则是有时过敏多疑，做事冲动。坦白是优点，但他有时坦白得过于天真；自谦是优点，但他有时发展到自我作践；率性是优点，但他有时过于冲动、不深思熟虑。创造社作家李初梨对郁达夫的评价是：“摩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女作家白薇对郁达夫的评价是简单的两个字：“好人！” 当然，文人立足于文坛，靠的主要不是人缘，而是作品。郁达夫的创作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郁达夫十分推崇鲁迅。他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写道：“我总认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我从前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不会变的。”此外，郁达夫还专门肯定鲁迅“在文坛上具有凌驾于一切的人格”。(《今日之中华文学》)虽然鲁迅的小说比郁达夫的忧愤深广，技巧圆熟，也更具实验性，但郁达夫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同样占据一席无可替代的地位。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于1923年8月，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于1921年7月，脍炙人口，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青年一代尤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居留上海时期，郁达夫享有的稿酬标准跟鲁迅一样，也是千字五至十块大洋。 郁达夫的中短篇小说约有四十余篇，实可谓毁誉交加、褒贬并存。其令人诟病之处，主要是“肉”的气息压倒了“灵”的馨香；此外，关于贫穷、潦倒、失业、酒精、鸦片、疾病等内容，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颓唐气息。如今经过时光的流逝、研究的深入，人们基本上已取得两点共识：一、郁达夫笔下的情色描写跟“邪狭小说”有本质区别，主人公表现的性苦闷乃至性变态，是跟当时那个畸形变态的社会紧密相连的，因此这种苦闷也同时折射出时代的苦闷，具有不容否定的社会意义。二、郁达夫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受到外国文学的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谈到《沉沦》的创作背景，郁达夫在《忏余集·忏余独白》中写道：“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力气，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上述回忆道出了《沉沦》中伤感情绪和苦闷心情产生的时代背景，坦陈了这些早期作品的社会反响和历史局限，并证实了变态心理学的一条原理：性生活方面的心理异常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单纯的大脑生理生化功能障碍。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他开笔写《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而郁达夫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的四年中，所读的俄、德、英、日、法小说至少有一千部左右，所受的影响十分庞杂，其中既有高尔基的底层关怀、屠格涅夫的抒情风格，也有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自虐与变态、佐藤春夫的孤独与忧郁、德国施蒂纳的“自述式小说”、英国作家斯特恩的伤感主义，法国作家卢梭的“自我暴露”“返归自然”——以致有人将郁达夫径称为“中国的卢梭”。这种小说创作倾向，直到1923年之后才有所改变，但基本风格一直未变。 郁达夫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小说之外，他还留下了五百多首诗词，据初步统计现存诗作494首，词11阙。他写旧体诗得力于清代黄仲则、龚定庵、苏曼殊诸人，对唐代诗人则酷爱白居易、刘禹锡。他的诗作意酣词健，新丽工巧，常以口语入诗，而少用僻典。诗中洋溢的激越至情，尤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海粟曾对郭沫若说：“你才高气壮，写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稍逊达夫一筹。”郭沫若点头而笑，心悦诚服。(刘海粟：《〈郁达夫传〉序》)郭沫若还承认，除开旧体诗，郁达夫的天资、学识、外文修养都比他高，小说成就更比他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