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们是认可的。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们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们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事情还得从2006年北大中文系的一场对话说起——那年的10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五院中文系演讲厅里，举行一场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对话，参加者有王德威、刘东、吴晓东和我，还有近百位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研究生。此次对话有个副题“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我拟的。为什么？因为2006年是普实克先生(Jaroslav Prusek，1906-1980)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外举行过三次纪念活动；而当年9月，夏志清先生(1921-2013)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用他本人的话说，这不叫实至名归，而是迟到的公正。对话结束后，我请研究生整理成《海外中国学的视野》，初刊《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后收入我编的《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重读The Lyrical and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的两个中译本，即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以及上海三联书店2010版《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再加这篇对话整理稿，真是感慨万千。当初的若干话题得到很好展开，但也有引而未发的，比如“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便亟待深入开掘。为了让讨论得以聚焦，我还是从半个多世纪前海外学界那场沸沸扬扬的普/夏之争说起。 一、普/夏论战 为什么是普/夏论战，而不是夏/普之争呢？因论战的发起者是普实克，夏志清属于被动应战。另外，两人年龄及地位颇有差距——论战那年，普实克乃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创办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而夏志清则是刚入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的年轻教授。考虑到这篇口气严厉的书评可能中断他的学术前途，夏志清奋起反击。多年后，对于自己当初如何绝境求生，夏志清仍耿耿于怀：“他读到我书中一些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①论战中双方虽各有立场及意气，主要还是自坚其说。多年后回看，当初颇有硝烟味的争论，也就化成了学界的“美谈”。 曾在哈佛受教于普实克的李欧梵，1979年为其所编The Lyrical and Epic撰写序言，总结了普实克此书特点：强调新文学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晚清文学出现了新趋势，即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表彰茅盾小说的史诗性；凸显中国抒情与史诗两大传统与欧洲文学的联系。最后，李欧梵专门提及普/夏论战，称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评价苛刻，“反而是普实克这位欧洲学者对中国作家有更多的同情，对他们的成就也有更多的肯定”。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学者，政治立场自然迥异。反而是后面这句话，值得认真琢磨：“他们在‘科学’方法上的分歧，某种程度上源于对文学史家应有的作用看法不同。”② 同样是根据李编The Lyrical and Epic翻译，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不像2010版《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那样，附录夏志清的反驳文章，以至于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纪念普实克会议上，某著名学者坚称，当初普实克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其实不对的，双方都将各自立场阐发得比较充分，至于谁胜谁负，取决于阅读者的立场及趣味。冷战大背景显而易见，可以暂时搁置；不妨较多关注各自的学术资源。王德威2006年为上海三联书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撰写“总序”，此文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题，刊《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其中对论战双方学术背景有如下清理：“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1)堪称是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典范。普实克则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Prague Formalism)，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1963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Tungpao)展开笔战，就文学史意识、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各抒己见。这次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两者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