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0)7-0017-08 二战是美国大学科研创新力发展的分水岭，亦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全面互动的转折点。服务城市之“小社区”是美国大学的重要特征，19世纪美国大学便显现出实用性，但科研与科研创新尚无，过度侧重于“术”而非“学”，“科学”对于这时的美国大学而言是稀缺货，诸如矿采测绘、农林畜牧等实用技术衔接了大学与当地城市之间的合作。战争见证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无与伦比的科研实力，社会流露出对大学民用研究的殷切期望，市政当局向大学伸出橄榄枝，翘首以盼大学科研能够像贡献国家“大社会”那般对创新城市“小社区”做出无限贡献。 二战后，全美高等教育领导者达成社区服务共识，认同社区服务与教学、研究一道是大学的核心使命。[1]因而，二战后作为创新之源的研究型大学积极回应城市诉求，不断创新，以自身优势投身于互联网、生物制药等前沿知识领域，并通过科技办公室、科技园的设立及创新集群的建立等方式将知识进行应用，以此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助力创新型城市的成熟，诸如硅谷(Silicon Valley)、128公路(Route 128)等创新型城市便顺势而出。“古今、中外的相似点可展示将来的可能性与问题。”[2]当前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着力点亦是寄希望于大学科研，由此，探究美国大学科研在城市创新的作用势必对实现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裨益良多。 一、“科技战争”下，大学“科技动员”奠定城市创新的雏形 “战争使得世界开始苏醒，并欣赏学术科研的价值。”[3]人类社会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经常成为社会主要内容，一战作为第一次全面的世界“科技战争”将人类命运交织在了一起。一战成为美国大学走向社会，迈入国家事务的开始，紧接而至的二战，更是将大学—政府—企业这三螺旋复合体推向了高潮。“国家使命”下，美国大学接受政府“科技动员”以不同方式声援了战争，而其中诸如哈佛、MIT、斯坦福、加州大学等研究型大学更是成为抵御战争的“兵工厂”。这些研究型大学在为赢得二战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发明“致命性”武器、发现“救死扶伤”之科学中令世人印象深刻，不断创新，赢得了津津乐道的学术声誉。在不断涉及“世俗”后，美国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为国家朝野、城市地方所讴歌。 战时的科研历练为美国大学创造创新性科技提供了可能，科技战争增进了大学与城市创新的互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突袭再次引发美国大学狂热的爱国主义情怀，科研支援成为爱国的最佳行为。在时任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瓦尼尔·布什(Vannevar Bush)、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 Conant)等学术领袖的号召与引领下，美国大学及科学家走出校园，与联邦政府及城市企业合作开展研究。此时，大学第一次夺得科学研究的桂冠，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主阵地。战争中研究型大学科学技术有了重大的突破，先后在雷达、声纳设备、炸药、凝固汽油弹、青霉素、喷气推进及原子能等拯救美国二战的技术发明中有着重要贡献。在军用转为民用过程中，大学战时发明亦延续到城市的发展中，以计算机为例，基于战争对弹道测量的需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研究获得领先水平，并于1946年实现科研重大突破，第一台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问世，成为商业“个人计算机”的雏形。“这台机器将通过数学方式提升全人类的生活水平”[4]，为城市以微电子与互联网为主导产业带来可能。实然二战期间，“美国不仅比它的敌人制造了更多的武器，而且不断制造新的更好的武器……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5] 此外，科技战争“军训”为城市创新储备了人力资源。日本突袭激起美国民众的爱国情怀，作为战时兵工厂的研究型大学不仅为战争输送创新科技，更输送了一批批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了战后城市创新发展的后备力量。战争乌云笼罩下，早在1941年大学便接受国家战争动员，教学让步于军事，如火如荼地进行校园军事训练计划(Military Training Programs)。其中作为罗斯福总统之母校的哈佛大学最为积极，哈佛大学被戏称为“科南特的兵工厂”。科南特在军事动员中言道“美国现在正处于战争之中……今晚我们在这里作证，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承诺哈佛大学将投入一切资源”。[6]美国正式参战后，其余大学纷纷响应各类军事训练计划，诸如陆军专业人才计划(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V-12海军学院培养计划(Navy College Training Program，简称V-12计划)、空军小组学院培养计划(Army Air Forces College Training Programs)等。仅以V-12计划为例，1943年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131所大学先后带着“必须对优秀年轻人进行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使他们能够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出色地为国家及地区服务”[7]的需要与期望，通过开设物理、数学、化学等专业课程，及提供军事训练，培养海军军官。[8]二战结束后，军事训练计划下的年轻人及参与战争的科学家、工程师等人带着为国家与地区服务的使命又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中。诸如沃特世科技创新公司(Waters Corporation)创始人吉姆·沃特森(Jim Waters)便是V-12计划的参与者，于194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9]早期的军官训练及对研究的热爱推动沃特森成为成功的创新企业家，其公司也成为米尔福德市(Milford)创新领头羊。 在胜利之际，因“罗斯福之问”而发布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即《布什报告》，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科研推动城市创新的基础。1944年在目睹研究型大学卓越科研成就后，朝野寄大学以厚望，并思索和平年代大学研究应用于国家与城市创新发展的可能，以期复苏经济。由此富有远见的罗斯福总统便致信瓦尼尔·布什，提出“罗斯福之问”，即如何把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战时科学研究组织体系)的经验用在未来和平的日子里，创建新的企业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以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平。[10]罗斯福总统要求布什从四个大方向的问题来草拟报告：如何促进战时保密研究发现的公开；如何组织未来的医学研究计划；政府在协助公共以及私人机构组织的研究活动中可以做什么；如何发展美国科学人才计划。[11“]罗斯福之问”主要在于尽快修复美国在战争中的损失，并尽可能地加速美国在和平年代中的科技竞争优势，如其强调将战时研究的公开及医学研究计划的组织有利于将战时保密性研究转化为创新科研，以将创新辐射于国家与城市。这无疑为战后美国在计算机与生物医学等前沿领域获得的科技“制空权”及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罗斯福之问”的呼唤下，《布什报告》极大地肯定了大学科研的价值，开启了大学基础研究的新纪元，重塑了大学科研在城市创新中的地位及作用，推动大学与政府、企业合作的新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