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作为现实人身上不可残缺的一个方面，是西方形而上学应有和本有的内容，它构成西方智慧的有机组成部分，触及西方智慧最深刻的秘密，值得注意和研究。从形而上学的产生，经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诸阶段，情感因素都或隐或显地贯穿于其中。因此，探析情感与形而上学之历史关联，给人以倾听整个西方智慧的感觉。 一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开启的门户。本体论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形态。情感因素在这一时期并不直接显之于外，因此，必须潜入到古希腊哲学的深层才能细细地体会出本体论哲学的情感意味。 柏拉图作为本体论哲学的杰出代表，有开辟西方哲学道路，引领形而上学方向之功。怀特海因此以夸张的语气写道：“两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一连串的注脚。”（注：《非理性的人》威廉·巴雷特著商务1995年版第79页，第80页。）就是柏拉图这位哲人在《泰阿泰德篇》中道出一句众所周知、震烁千古的名言：“哲学始自惊奇。”对于“惊奇”，人们一直是从知识理性的层面来予以分析的。理念论由此被解读为“惊奇”的自然的逻辑的延伸。例如，海德格尔认为，“惊奇”是对“什么”的惊奇，即“惊奇”于“什么”，于是有对“什么”的追问，由此产生了形而上学对于“什么”的关怀。据此，宇宙人生就可以在“什么”的格局中获得解答。以“什么”为核心构成的本体论哲学奠定了形而上学进展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方向。“什么”方向的始作俑者柏拉图此建立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内核，形而上学也因之有了展开自身的明确形式。不难看出，理念论所建立的形而上学基本内核是以知识关怀为支点的。 海德格尔的理解的确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势所趋。但仅仅理解到这一步还未看到“惊奇”的另一种意义，即情感的意义。柏拉图的生活为“惊奇”的情感意义作了很好的注解。 柏拉图献身于哲学的经历是“诗人之死”和“哲人之生”的经历，他的事业是理性战胜诗歌和神话创作的胜利或追求那种胜利的斗争。的确，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永恒的本质领域，这一永恒的本质领域为人类生活披上了轻盈舒适的、洁净的、光华四射的外衣，它充满我们所说的甜蜜和光亮。但柏拉图创造这一世界乃是为了克服世界的邪恶和时间的灾难。在他眼里，世界本身的邪恶和人的生命的短暂性使人充满了愤怒、沮丧和迷惘等等情绪状态和情感体验，“惊奇”正是来自于此，它是对生命神秘和世界神秘的感受和体验。巴雷特就此评论道：“这无疑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开端。”（注：《非理性的人》威廉·巴雷特著商务1995年版第79页，第80页。）因此，“惊奇”有一深刻的生存论背景。它所趋向的固然是理智主义向度，但如果缺失了“惊奇”固有的性存论情结，它本身就不能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讲，“惊奇”所开启的知识论的智慧传统有一个深厚的生存论的托底之根。 从越来越多的关于希腊文化的背景材料中，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理性形而上学所由之而来的情感背景。正象尼采所指出的那样，在希腊文化步入理性形而上学道路前存在着酒神精神，与此相对的才是为日神精神所宰制的理智世界。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生命的真正精神。酒神精神的领地充满恐怖与狂喜，夹杂着迷狂与痛苦。在尼采心目中，没有酒神精神，希腊悲剧这种艺术就不可能产生，甚至希腊的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他写道：“只是在狄奥尼修斯的神秘情境下，在狄奥尼修斯的心理状态中，希腊本能的基本真相——它的生活意志才表露自身。”（注：《偶象的黄昏》第九章、第五节转引自《尼采》乔冶·勃兰克斯著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从尼采的看法中不难发现，希腊前哲学的生活状况与促成柏拉图转向哲学的背景是一致的。总之，希腊哲学虽然以理智主义为显性表现，但它并不能拒绝否认涌动于其内的渗透着丰富情感因子的希腊的本真的生活情态。爱因斯坦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不妨借用来作为希腊本体论形而上学与情感关联的归结，他说：“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力。”（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商务1976年版第279页。） 二 如果说，情感在古希腊本体论形而上学中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随着文艺复兴时期感性人的发现，形而上学进入认识论阶段，情感地位则由隐而显了，甚至出现了独尊情感的哲人。当然，承认理性的决定性地位，依然是认识论阶段形而上学的大宗。不过，在这个阶段，理性与古希腊哲学所倡导的理性有很大的差别。在古希腊，理性是作为神性来看得的。柏拉图认为，理智生活的可能性是由于灵魂的不朽性，而肉体则是一座坟墓。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地指出“理智生活将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高的生活，一个人并不是作为人来过这种生活，而是通过在他身上的某种神圣的东西来过这种生活。……理智是神圣的，理智的生活是神圣的。”（注：《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人大1989年版第572 页，第574页。）神的活动，即那以其至福超越其他一切的活动， 乃是思辩。“（注：《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人大1989年版第572 页，第574 页。）而在认识论阶段，理性是人的理性。因此理性乃是属人的人性品质。这一点决定了情感被提升起来为人注目是自然而然的。 在认识阶段。无论是经验论者亦或是唯理论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情感。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指出：“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灌输在里面。”（注：《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1975年版第16页，第163页。） 唯理论者笛卡尔直陈道：“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是一个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注：《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1975年版第16页，第163页。）培根和笛卡尔，都是从理性主体的角度触及到情感， 将其视为理性主体所包含的内容，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构成真正的认识主体。霍布斯和洛克则更多地从心理学的角度触及到情感，但也同样毫无例外也将其从属于观念的逻辑理性。斯宾诺莎显然非常重视情感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他认为理性是驾驭情感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生的圆满境界，在这一境界中，情感的愉悦是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总的说来，情感仍然从属于理性。莱布尼茨的看法基本相同：心灵只要有了正确的观念就必然主动，越受理性支配、越按自己本性的完满性行事，也就越自由；不仅如此，他还把受偶然性影响的决定也称自由。但不管怎样，上述哲学家看到了情感因素的作用，并在情感和认识理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中讨论问题，情感由此在形而上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