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大学教师的工作轻松而富足，每天到教室上几节课，再去办公室处理几件事，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然而，对于大多数大学教师来说，事实并非如此。虽学校类型有别，但教师总体上都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责。如今，名目繁多的教育管理改革正给他们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令其不堪重负。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教师周工作时间达52.3小时；[1]另一项基于教师自我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周工作时间达59小时，远高于全球范围内大学教师40小时的平均周工作时间，[2]“教授们在完成工作任务时比CEO们更有压力，也更累”[3]。这些主要由竞争性的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如学术影响力评价)传导过来的持续压力，严重冲击了学术共同体精神、研究伦理与文化。[4]因此，如何规范并发挥科研评价的强大作用，遵从教育科研的内在尺度，吸引教师回归学术初心，就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思考和大力解决的重要议题。 一、学术工作需要教师的自主和沉潜 对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大学教师来说，心无旁骛，沉潜思考，并定期整理和评估自己的所思所想，实属正常。这里的“学术”一词采用博耶(Boyer，E.L.)的广义概念，即教学、科研皆在其中。但众所周知，科研工作复杂异常难以预测，虽经长时间的尝试，依然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在大学教师的脑海里会时常萦绕相关信息和观点，其电脑的某个文件夹会有数篇未完成的论文初稿。后经更长时间的反复辩证思考和不断打磨提炼，这些观点和初稿才有可能被系统阐述，成为教师们最具洞见的代表性成果。所谓“慢工出细活”就是上述现象最贴切的表述。此种情形也曾被韦伯(Weber，M.)在其名篇《以学术为业》中描述过，创造性“思考”是“强迫不得的”，它需要热情，更需要灵感，而“灵感这东西，只有在它自己愿意来的时候才来，而不是我们想叫它什么时候来它就来”。为此，他希望进入学术领域的人要有一种热爱的情感。只有以学术为志业，才能抵挡功利心带来的诱惑，以及时间消磨却成果未显带来的挫败感。他强调，“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5]。可见，时间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太重要了，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且无法事先规划和分配。 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的长期沉潜，教书育人同样需要教师的全身心投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说明了育人之“慢”工作的特性。从理论上来说，知识和真理可以文字的形式存储在书籍之中，供学生自行翻阅获得。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学习不是对客观知识的生吞活剥，而是一种社会交往和建构。正如纽曼(Newman，J.H.)在《大学的理念》中所论：“任何学科的一般原理，大家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书本而知之；可是细节、色彩、口吻、氛围、生气，使得一门学科融入我们血脉的那股生机，凡此种种要从师长那里把捉，因为学科已经在他们身上获得了生命。”[6]这段话点出了大学存在的不同凡响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教师的学术与人生是合二为一的，其探寻真理、作育后辈的努力既是他们的职业选择，也是他们生命力的自然呈现；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教学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实现的，学生因耳濡目染而得以“亲其师，信其道”。为此，欲让教学工作更富成效，大学教师需要跟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选取合适的教学手段，开展深度的教与学互动。而所有这一切都自然流淌在时间之河中，伴随着师生双方在知情意行诸方面的投入与交流。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成为教师与学生潜心向学、追求高深学问的场所；成为大学师生相互扶持、共同追求生命成长的圣地。这样的学习环境去除了外部强加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代之以开放的弹性的时间结构。一切安排以有利于大学教师深入思考并形成创新性成果，以有利于师生之专业、身心等的健康发展为依规。这种时间结构被称为“思考时间”，强调它与思想在头脑中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被物化的方式的内在联系。[7]研究者不受任何外部压力和要求的影响，完全沉浸在手头的任务之中，以至于都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故也有人称之为“忘我之时间”(timeless time)。[8]根据这一界定，大学教师能够控制其工作活动的方向、步调和内容，能够基于自身的热情、魅力和对工作的投入，将其思维、情感与学术工作融为一体，逐渐发展出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工作方式。 于是，无论是从科学研究还是教书育人的角度来看，大学教师通常抱持一种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工作与生活时间区分并互相调剂、以学术兴趣和能力为导向进行时间规划、用预约和计划机制来协调时间冲突、容忍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随机性与偶然性，进行较长的职业准备和持久的职业发展，[9]体现了“匠艺劳动”的特征。在米尔斯(Mills，C.W.)看来，“匠艺劳动”不是技术的简单重复，而是对标准化的超越和对创造性的追求。在劳动过程中，匠人们专注于工作本身，享受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其日常劳动的各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俱指向最终的成果；在工作的时候，他们能够自主控制自己的行动；在工作过程中能够运用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艺；其工作与消遣，乃至于整个生活模式都天衣无缝地融合一体。[10]这里借用“匠艺劳动”这一概念，正是强调学术工作更多是个体的、工匠的、艺术的、针对具体情境的，而非集体的、机器的、科学(狭义)的、标准程序式的。 更重要的，它是“由学者对学术行为本身的价值所驱动的”[11]。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自由的思考时间意味着符合学术活动节奏和特点的组织安排，是其学术生命质量的重要保证。“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在学术努力的方向上，甚至是在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方面，不仅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只有很少的规定。”[12]因此，拥有自由的思考时间就成为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之一，就预示着学术人有了在不同备选方案间进行审慎思考和决定的可能性，进而有了采取相关行动的可能性。对于那些被公认为真正的学者来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学术工作的极大热情和满足感，正是其对上述可以自主掌控学术时间之美好体验的直接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