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20)03-0081-05 DOI：10.14138/j.1001-4519.2020.03.008105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宣布将对广泛存在于科研和高等教育界中的“SCI至上”现象采取措施、推进改革，随后科技部又会同财政部研究制订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目的在于引导科学研究更加关注国家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可以说，这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举措，文件一出，在高教界、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多数人表示赞同与支持，这是公众一直在呼吁并期待的结果。但也有一部分人表达了忧虑，主要理由有二：一是SCI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异化它的力量，应该从体制机制上去着力解决根本问题；二是对于科研的评价，没有了SCI，我们是不是建立了更加科学的评价方式，怎样协调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类评价、国内与国际评价、同行评议与市场认可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从宏观上涉及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强国和如何建设与评价“双一流”高校的政策导向；从高等学校办学治校的现实性上来看，涉及办学的价值取向和治校的制度安排。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必须要回到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上来展开讨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大争论，世界高等教育也在因循这两种哲学的此起彼伏中向前演进着，而时至今日，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为知识而知识的时代或许早已过去了，高等教育政治论已经成为主流。布鲁贝克非常清晰陈述了一个事实：“学院和大学已经成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历史也已经证明，大学的价值已经被国家和社会所肯定，乃社会进步之必须；另一方面，大学的价值必须体现在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之中，乃社会进步之所需。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②，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我国“大学为何”与“大学何为”的鲜明回答，充分彰显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战略定位，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基本遵循，要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同时也是对中国的大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既要追求世界一流的国际标准，更要彰显“中国特色”的精神气质，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的文化要求。 一、“内圣外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哲学基础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在哲学层面上的理念指导；既规定了制度安排，也要求植根于传统文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大学都是所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一定是根植于其文化传统，并与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大学既是学术机构，同时也是文化机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孕育和滋养着大学，大学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又推动着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如同英国的大学植根于理性主义哲学、德国的大学植根于德国新人文主义哲学、美国的大学植根于美国经验主义哲学一样，不同的高等教育样式显现出了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气质。 尽管我国现代大学的发端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还是嫁接在悠久的书院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传统文脉。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我国大学的最为丰厚的文化土壤，而“内圣外王”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基本精神和历史使命，是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精神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是圣人的人格追求，“内圣”是就其自身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是对社会的功用和贡献。③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以“内圣外王的人格”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士大夫的进阶之路。中国的大学之道起点在“明明德”，但目的在“亲民”，最后要“止于至善”。在朱熹看来，《大学》条目以“修身”为界限，可以分出“内圣之体”和“外王之用”两大领域，外王必本于内圣，而内圣所以为外王，二者是“不可分的连续体”。④而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进而说：“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⑤显而易见，真德秀通过对《大学》的诠释，建立起了“圣”“王”之间的体用关系，即“圣”是实体，而“王”是功用；或者说“圣”是“王”的内在依据，而“王”是“圣”的初心与外在表达。可称为“体圣用王”。北宋初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瑗青年时期在吴中苏州、湖州以教授为业，创“苏湖教法”名垂后世，其用“明体达用”之学说作为其办学的理念和教育思想实践的精髓，“明体达用”中“明体”并非终极目标，是为了转化为外王的功用，就是“达用”。这个词源自“内圣外王”，但在内在精神的表达上更为直接。“从体用之维来理解和诠释‘内圣外王’，几乎是元朝以来儒者的普遍思想。‘内圣外王’蕴涵的这种体用关系，直到明清之际才得以显露，具体表现是明清之际儒者普遍提倡‘明体达用’”⑥。“内圣外王”的中国哲学精神其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从哲学层面上正确看待大学发展的价值，看待大学发展的道路和方式的选择，深层次理解大学从“内涵发展”到“内涵式发展”转型的本质区别，不再单纯地去追求学校规模、论文数量、大学排名等自身发展，而是通过大学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履行大学的职能、实现大学的价值。也就是说，大学的“内圣”不是目的，大学追求“内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外王”，“外王”是大学“内圣”的初心，“内圣”只是大学实现“外王”的方式和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内涵式发展”就是“内涵发展”基础上的深化与提升，是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发展价值的重大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