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6.13 一、引言 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时代，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或区域可持续创新发展过程中普遍充当了重要动力源的角色，而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普遍采取的共性策略。2018年《蓬勃创新指数》《世界竞争力年鉴》《全球竞争力报告》评价出了全球排名前20的创新型国家，其中美国、日本、瑞士、荷兰、德国、芬兰、英国、新加坡、法国、韩国、挪威、爱尔兰、以色列等15个国家共同的特征之一是普遍具有高水平协同发展的高校院所和创新基地，拥有较高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能够提供高质量创新资源供给，具有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创新集群区域百强榜中，排名前十位的是东京-横滨、深圳-香港、首尔、北京、圣何塞-旧金山、大阪-神户-京都、波士顿-剑桥、纽约、巴黎、圣地亚哥等区域，同样普遍拥有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集群。从历史角度来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区域间“州际高等教育协定”和区域内《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等为代表的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合作机制，在解决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争夺和结束区域内高等教育无序状态等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科技资本支持，形成了硅谷、128号公路等代表性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成功案例。可见，协同发展策略下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速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语义上理解，“协同”具有和谐、统筹、均衡等哲学含义，“协同”即“配合得当”发挥最大效益[1]，是系统内部优化和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动力阀门。通过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指挥棒”，实现教育资源“存量和增量”的优化配置，逐步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的最大效率，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区域高等教育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最大作用，2019年大西洋理事会智库报告中提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虽然进步明显，但教育体系不足以培养能够应付复杂智力生产的高水平人才；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提出，中国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下，企业和大学在知识转化方面缺乏联系，中国的企业和大学联合出版的出版物，包括联合发表论文的数量占比比较低，仅2.7％，低于美国的水平。因此，深入研究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策略，揭示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根本原因，充分借鉴创新型国家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经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促进我国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具有现实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本研究所指的“区域高等教育”是以“省(区、市)”为行政单位而开展高等教育活动[2]，“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高校学科设置优化、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等方面阻碍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突出共性问题。 (一)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均衡发展 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投入以及高等教育人才队伍的发展水平。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就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量来讲，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极其不均衡的配置状态，区域失衡现象突出。从高等教育学发展规律来讲，区域高等教育投入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投入力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现状在短时间内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但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2012年国家组织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从国家的角度出台了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政策，其中《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中西部部分高校尽管取得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但也出现了中西部地区高水平人才大量流向东部地区的困惑，致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出现了新的高水平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2017年9月发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垂青”，大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端人才也大多聚集在高水平高校之中，这也使得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出现了难以逾越的人才鸿沟，且没有填平鸿沟壁垒的有效办法。 (二)区域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非协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等重大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高技术人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互动”的作用更加凸显。目前，我国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对人力资本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核心芯片、工业软件、控制系统、核心零部件生产等领域处于依赖进口或合作的境况，自主生产能力差距巨大；科技基础研究和原创能力仍然不强，基础研究占比长期在5％左右，特别是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动力不强，技术研究占比仅0.2％；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特别是缺乏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比如我们现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我们在人工智能高水平人才方面仅仅是美国的1/5；等等。这些不足之处都亟待高等教育领域给予足够的支持。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综合性办学热，片面追求学科设置全面覆盖”“高职高专学校追求升格”等现象，造成了区域学科设置同质化严重，各类高校职责不明，区域经济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失衡，区域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供给“结构性错位”阻碍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协同、相互支撑”；政府相关部门很少依据战略型产业布局调整而发布人才结构需求，致使高校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缺乏“需求侧”依据，导致高校缺乏主动迎合区域经济转型而做出重点学科和专业调整计划的积极性，加之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力度不强，学科设置与区域产业或者国家战略非协同发展，造成高等教育领域未能处于“科技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