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0)03-0001-11 21世纪以来，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各国关于学术锦标的竞争，高等教育研究趋于繁荣。但是，在学术论文发表急剧增多的背后，高等教育学的知识生产并没有显著改进，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依然存疑，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术专业的地位仍然十分脆弱。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神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先驱们关于古典大学和精英教育的哲思。这些不同的学科提供了观察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不同视角，但是，没有哪个学科可以把握整个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进行系统研究。“每门科学所涉及的仅仅是现实的一小部分，而非现实，也许是所有现实的一个方面，而非整体的现实。”[1]100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起，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的建立，为深入理解和系统研究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于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全球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并趋于普及化。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技术范式的转换，高等教育自身的性质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与高等教育实践的日新月异不相匹配的是，高等教育的理论和观念的更新一直滞后。如奥斯特罗姆(Vincent A.Ostrom)所言：现代社会相互依赖的模式变得极其复杂，而社会科学家却依靠极其简单的概念来解释社会现实，这使他们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2]6。高等教育研究也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受依附论“中心—边缘”范式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作为一种“神话”也一直严重制约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想象力。在知识社会里，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学术专业，若要茁壮成长，需要对当下的高等教育实践及其进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走出美国中心主义的羁绊，以更开阔的视野发展出新的理论范式，为信息时代的高等教育革命提供指南。 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嵌 长期以来，受精英主义情结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高等教育一直被作为一个单一的概念，似乎高等教育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但是，事实上，无论是从职能还是从院校看，也无论是从规模和层次看，高等教育内部实际上是多元的。当前，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学主要关注本科及其以上层次的院校。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视野中，高等教育的内涵接近于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较少涉及。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增大，学界关于建立“研究生教育学”的呼声不断高涨，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局限。此外，在关于本科教育的部分，高等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主要以精英高等教育作为预设，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到来也缺乏预见性和解释力。如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所言：从研究的便利来说，高等教育应该只限于用来描述那个有着更高的入学标准的教育机构；可是，现实世界中，只能接受被人认为是或自认为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高等教育。[3]61从实践出发，为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解释力，高等教育学中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解需要放在一个“光谱”上，从渐变的角度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做出更完整的理解。比如，在教育阶段上，从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在机构类型上，从专科院校到本科院校，从普通本科院校到精英的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实践中不同教育阶段、不同院校类型，相互之间并非彼此分割，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随着高等教育高度的普及化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面临重构，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本清晰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院校边界也将趋于模糊。如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所说[4]： 我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大学和学院，还包括营利性大学、教育集团、培训和咨询公司等。 尽管对于传统大学和高等教育精英主义者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高等教育研究需要为高等教育实践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好理论准备。 客观来看，自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高等教育理论就以古典大学和精英教育为基础。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精英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无论在何种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精英大学总是居于塔尖。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受精英主义情结的影响，从而将古典的精英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抑或理想。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古典大学的衰落和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研究又开始以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或理想。但是，在实践中，伴随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转型，无论是古典的大学理念还是现代的高等教育哲学，都与真实的高等教育实践相互脱节。理论与实践不相符抑或理论无法解释实践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难以克服的困境。其原因是[5]： 任何组织，无论是生物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需要在组织的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时改变自己的基本结构。如果规模翻一番或两番，任何组织都需要进行重组。它们的政策和行为规则已经跟不上其自身的发展。如果它们继续沿用老方法，它们就会变得难以驾驭、难以管理和难以控制。 当前，从毛入学率上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或普及化阶段，但是，从高等教育体系和院校结构来看，仍然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简单扩张。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大众化还是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仍然是以精英高等教育的组织和治理结构为基础在勉强维持。即便当下在政府的政策文本和学者的学术著作中不乏“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话语方式，但是，无论是政策的决策者还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骨子里”仍然多是精英主义者；真正影响或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仍然是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和古典大学理念，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如皮亚杰(Jean Piaget)所言，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本人不断地被其研究的对象所改变，而且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被改变，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和社会连续发展的产品。反过来说，研究者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实。研究者的积极构造给事实加上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接触事实之际被设想出来的或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但是，其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忠实地联系实际的各个关节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现实或无意选择的可能性，都是变化不定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