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以“理性”人学为圭臬；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以“非理性”人学为基础。“非理性”人学，显然是萨特的文学基因。研究萨特，不仅必须面对它，而且必须深入探讨它。 一、西方人学的非理性 其实，以非理性人学为基因的西方艺术，早已表现出了它的反传统倾向。它们常常通过外在形式的奇特和怪异，表现非理性的艰深和朦胧。画家在人脸上画三只眼睛、几个鼻子，或将人体扭曲拉长，随意处置。不少观众对这种形式错位感到困惑迷惘，不能理解。而现代派艺术家之旨，正在于从非理性人学出发，传达人物的内在形象，有意牺牲传统逼真，并将其视为深层真实。以非理性人学为基因的西方现当代文学家，也同样反其传统理性之道而行之，针对理想主义的理性论者把西方社会看作“创造的时代”，他们却视为“衰退的时代”，予以揭露和否定，着意暴露其精神的贫困。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谈到现当代文学艺术时说：“这正是它的伟大，它的胜利，但同时它也是扎进庸人痛处的针。因为庸人最不愿意提醒他的，便是他的精神贫困。事实上，他最大的贫困是不知道他是多么贫困。”（注：[美]威廉·巴雷特著、段德智译：《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7页。）是的，在传统理性中，能发现自己精神贫困的人，已是精神脱贫的开始，安于精神贫困又咒骂揭示自己精神贫困的人，才是更可悲的精神贫困者。现当代文学艺术家不愿简单重复过去时代的传统理性和宗教式词句，因为那只是充当了一个传声筒而已，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一贫如洗。 综观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非理性人学问题，虽然具体表现纷繁多样，但它是许多流派赖以产生的哲理总源。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它像一把密码锁，需要我们去打开，等待着我们去解码。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学中的非理性呢？我认为，在西方文学中，其内容主要表现为两大类。 第一类，揭示“潜意识”。 潜意识，指人的本能，人的原欲，人的自然性和自发性，是人类心灵活动中无法抑制的内在冲动，是身不由己的原始动力。在本世纪初期，它还是个被多数人久久遗忘、未能发现的“角落”（其实是个汪洋大海），是传统的理性思维的“盲区”，它显然属于非理性范围。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究并找到研究它的科学方法的，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功劳（在弗洛伊德70寿庆时，有人赞誉他是潜意识的发现者，他立即更正说：“在我之前的诗人和哲学家们已发现了潜意识，我所发现的是研究潜意识的科学方法。”）。他们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对于精神病理、医学心理学，而且对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尤其对文学和艺术界影响很大。在艺术创作中，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还是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出于展现深层心理真实的需要，都使用想象和联想，描写情感和性爱，触及了人的原欲和本能，就是它的具体表现。 第二类，反对“唯理论”。 唯理论，包括僵硬的机械论，超验的决定论，专断性的目的论等。唯理论常以“有效理性”为根据，初衷和用心也许是好的，出发点也许是正确的，但它解释世界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要有一个永恒固定的死理，一个绝对不变的原则。它的推理逻辑是单向、直线的，不是双向、曲折的；是静态、僵化的，不是动态、辩证的和多维立体的。其目的是想找到一个单一、极端和万能的现成结论，准备一劳永逸地放诸四海，照搬套用，所以严重脱离实际，到头来必然是碰壁和失败。就是说，传统理性，曾经合理，而且有效，然而在嬗变演进中，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走向僵化，与现实脱节。在它应被否定但还未被抛弃的时代里，对于那些错把“唯理论”当作科学理性，深信不疑，甚至死抱住不放的人，应当且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这大概就是许多现当代作家深埋在他们作品中的潜台词了。 如果说，“潜意识”是传统理性的“盲区”，那么，“唯理论”就是传统理性的“误区”。针对这一“误区”的系统哲理思考，即“非理性人学”的初创，是从叔本华开始的，后经尼采、伯格森等人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人学史上的新思潮。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坛上，则更集中、更突出地体现在萨特和加缪身上。 二、萨特人学的非理性 萨特不是一个心理学家，而是一个终生从事人学探讨的哲理文学家。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在于集中反对“唯理论”。 他不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样，利用意识流，展现潜意识。他除了把潜意识解释为一种“自在的存在”，把意识解释为一种“自为的存在”之外，他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精神分析法”兴趣并不大，他的志趣全在于创立自己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萨特说：“存在的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结论应该是使我们放弃严肃的精神（着重号原有——引者）。严肃的精神事实上有双重的特性。一方面是认为价值是超越的，独立于人的主观性的给定物，另一方面又把‘可欲的’特性从事物的本体论结构里挪到事物的简单物质结构上去。”（注：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6页。）我理解他讲的“严肃的精神”就是指的唯理论，即理性决定论。在萨特的词典中，关于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现象学的一元论”、“自在存在的偶然性”、“自为存在的是其所不是”等等存在主义人学原理，就充盈着反对“理性决定论”的内涵，或者说，它们正是以反“理性决定论”为前提，处处都以它为驳论对象的。 萨特反对传统“性格剧”，就是因为它里面存在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性格决定论”，而“性格决定论”就是“唯理论”在人物描写上的具体反映。他倡导新型“处境剧”，就是由于它有自由选择赖以存在的特殊处境为主导。否定了性格决定一切而强调处境因素，这正是萨特人论在剧论中的突出表现。他说：“性格之间的冲突不管有多么跌宕变化，永远只是几种力量的组合，而组合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一切都已事先决定好了。”（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而他，并“不相信人有共同的、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的‘人性’，而认为它在一定情境影响下是会变化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这就是他对自己剧论要义的简洁表述。萨特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当然以此为准绳，褒贬分明，毫不含糊。他在诠释加缪的《局外人》时说，它“不是一种宣传主张的小说”（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这种小说本身就证明了有推理能力的理性毫无用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并精辟地指出，“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部作品：把它当作两个人，作者和读者，在荒诞中，在理性达不到的地方突然相视莫逆”（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他以欣喜之情、赞赏之辞，剖析此作，乃是因为它艺术地、成功地揭示了一种人的非理性的实在。相反，与对待加缪之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对奉唯理论人学为准则的现实主义作家莫里亚克，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予以言辞尖刻、毫不留情的批评：“他曾说，小说家对于他创造的人物而言等于上帝对于万物。他的技巧的全部古怪之处都可以从他对自己的人物采取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上帝同时看到外部和内部，灵魂的底蕴和肉体，整个宇宙。莫里亚克先生对于他那个小世界同样也是无所不知的。他关于他的人物说的话，与《福音书》上的话有同等力量。他解释他的人物，给他们分类，不容上诉地给他们定罪。”（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萨特认为，作家把自己等同于上帝的自以为是，显然是一种艺术创造中的“理性决定论”，所以他大声疾呼：“不，现在应该说：小说家不是上帝！”（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据此，他指责莫里亚克“在动笔之前就铸定人物的本质，他发布命令说他们将是这样或那样的”（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他还以《黑夜的终止》为例，指出“作者（莫里亚克）急于让我们把握他的女主人公的性格，突然把理解的钥匙塞给我们。但是我恰恰认为，他没有权利作出绝对的判决”（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莫里亚克先生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只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和相互做出的不确定评价，让读者去审视他们，判断他们，而是相反，然而，“他利用他作为造物者的全部权威，让我们把这些外部看法当作他的人物的内心本质来接受时，他就把他的人物变成了物”（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质言之，作者主宰他的人物，就是主宰一个自由的灵魂。人物变成了作者“至上理性”的工具，就是对人物的强行“物化”，也便是杀死了人物的活生生的意识。他本想创造他的人物，让他活起来，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真实，可是，他变成了他的杀手。南辕北辙，果与愿违，其症结何在？追根究底，仍然是“理性决定论”使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黑夜的终止》不是一部小说，至多是若干符号和作者意愿的总和，说他那固定的叙述，一上来就暴露出它的“理性框架”。莫里亚克认为自己享有法定特权，要做全知全能的神灵。但是，上帝眼中没有小说，也没有艺术，所以，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也不是（注：萨特著、施康强选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参阅本书第36页。）。
